“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

陈平原

　　说说我们婚后那些“打游击”的日子吧。1985年9月，中文系同事张鸣受教育部委派，去西藏大学支教一学期。恰好此时，学校分给他一间小屋，就在27号楼三层。反正他妻子在城里工作，那边儿另有宿舍，我们就代为“笑纳”了。

　　记得27号楼的二楼归学校财务处管，白天前来买饭票的师生络绎不绝；到了晚上，静悄悄的，只听见老鼠来回奔跑，玩儿得很欢，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之所以老鼠当家，只因楼内多半为办公室，偶有几间改作宿舍，主人也只在白天出现，读书兼午休，很少在此过夜。这样也好，关上门，静心读书，总比住集体宿舍好多了。

　　好日子过得真快，1986年1月中旬，张鸣就该回来了。眼看着又得劳燕分飞，没想到柳暗花明，好事全让我们撞上了。黄子平的妻子张玫珊是阿根廷华侨，当时在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做外国专家，属于特殊照顾对象，北大为此在蔚秀园给他们配了一套两居室。刚搬好家，又因为张玫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孩子，学校批给黄子平半年探亲假。子平高兴，我们更高兴从张家新居出来，直接搬进了“黄府”。

　　明知是鸠占鹊巢，不可能长久，去时行李一单车，回来也是一单车。1986年的9月，子平、玫珊携子归来，我们结束了半年的幸福生活，又各自回到了熙熙攘攘的集体宿舍。

　　不过，好运气再度光临。四个月后，心理学系年轻教师、妻子夏晓虹的好友钱铭怡被学校选派到荷兰访学一年，将她基本上一人独占的宿舍借给我们住。那房间在19号楼一层的西北角，冬天室内很冷，但能二人单独相处，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其实，夏晓虹的宿舍就在二层，不过有同屋，不好打扰。

　　如此“同居”，合情但不合法。原因是，按照规定，钱铭怡只有半间屋子的使用权，另外半间属于家住城里的王姓教师。冬去春来，那位合法住户跑来敲门了，首先声明主权，再就是告知：她偶尔也会来午休。接下来的日子，忐忑不安，老怕被人嘲笑。不过，印象中，那位合法房主也就来过一两次。不用说，她一敲门，我马上逃跑。

　　五六月间，估计是房主告了状，一位提着大串钥匙的中年女子，自称是房管处的出现了，先是盘问学什么专业、家里有几口人、在此住了多长时间、有无“不轨行为”等，再就是一通声色俱厉的训斥。我们越是辩解，对方越是来劲儿，声调也提得更高，引来好些围观者。临走前，女房管扔下这么一句：“还博士呢，连这点儿规矩都不懂！”学校那时确实房源紧张，但也不是毫无办法，关键看你会不会动脑筋。我们笨，只好挨骂。

　　好在不久后，即将成为北大教师的我，在一次学校领导征求意见的会上，表演了算术才能：学校即将给我半间房，妻子在北大教书，也是半间房。两个半间合起来，不就是一整间，为何还让我们在北大校园里“两地分居”？领导一听有理，当即下令房管处，凡属我们这种情况的，一律调在同一幢楼。

　　于是，大约从1987年暑假起，我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19号楼了。

　　有房子是好事，可寄居女教工宿舍，毕竟多有不便。学校分给我们的小屋在一楼，水房隔壁。一面墙是潮的，与床铺之间必须留出缝隙，这在只有10平方米的空间里已经是很大的浪费。白天也就罢了，半夜时分，耳边哗啦啦地响，实在有点烦人。即便没有水声，也有歌声，而且是不太美妙的歌声。虽说宿舍里难得安静一会，但能舒舒服服地靠在床上读书，这已经是很大的改善。晓虹还好，晚餐时可“大吃大喝”，我则必须节制。不是为了减肥，而是要半夜里跑到对面21楼去“方便”，实在不方便。

　　还记得她住二楼时，因为有同屋，我不好意思擅自串门，站在楼下门口喊一声“XIAOHONG”，竟然有好几扇窗户打开。日后才知道，北大校园里，若不带姓，叫“XIAOHONG”的多着呢。写起来迥异，念出声却是一样。我原先的合法床位在29楼，同屋阎步克，他的妻子也叫小红。因此，聊天时，必须说“你们家小红”、“我们家晓虹”，以做区别。这下可好了，搬到了一楼，而且靠近大门口，用力咳一声，就知道是谁来了。

　　(本文摘自《筒子楼的故事》，陈平原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