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年终特刊：十年担当

　　【梦想篇】

　　“陈冯富珍们”背后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王淏童

　　自陈冯富珍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关键国际组织中担任关键职位。一方面，国际组织领导人会将自身国家的文化、观念引入决策制度和具体项目；另一方面，在自身国家的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他一定会尽量予以保障。

　　香港人亲切地称陈冯富珍为“陈太”，她是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也是自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以来，第一位领导这一级别国际组织的中国人。

　　以她为标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步入国际组织领导层。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国际组织为“美苏争夺权力的工具”，将联合国当作“反霸”场所，或是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国际组织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声音都逐渐远去，中国转而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及建立国际秩序中的规范作用。

　　陈冯富珍们的背后，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

　　“建立和谐卫生世界”

　　2006年11月13日，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4天后，中央电视台一部纪录片开播，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引起热议。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大国崛起》。

　　香港学者沈旭晖曾撰文称，“单就履历而论，她无论在中国或国际，都不是完美人选”，而陈冯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术官僚包装”使得她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温家宝曾亲自致函各国政要举荐陈太，国务院则支持陈太前往34国游说。竞选前不久北京刚刚举办了中非论坛，事后证明，非洲和亚洲的票源对陈太的当选至关重要。

　　据报道，吴仪曾表示：“中国会尽一切力量让Margaret当选。”Margaret是陈冯富珍的英文名。吴仪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英文名，可谓颇有深意。

　　陈冯富珍当选后，以极高的政治智慧保持着与北京恰当的距离。在就职演说中，她强调“所有的地区、国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这是一个全球的卫生组织，我们的工作必须关注到每个人、每个地区的生活”。

　　在记者招待会上，她也拒绝了香港记者使用广东话的要求，“我不能给你们特别优待”；即便是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她同样强调，“我是国际公务员，我要坚守中立公平、公正的原则去办事，我现在是为全世界人们的健康做事，为世界卫生组织193个成员国服务，中国是193个国家之一。”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际组织领导人与所在国的关系可谓非常微妙。“毫无疑问，一方面国际组织领导人会将自身国家的文化、观念引入决策制度和具体项目；另一方面，在自身国家的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他一定会尽量予以保障，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怎样既能扩大它的参与空间，又不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出轨，陈冯富珍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张海滨说。

　　事实上，陈冯富珍在当选后的首次演讲中就提出了“和谐”是世卫组织宪章的核心。她说：“我们工作的重点也是建立一个和谐的卫生世界。构建和谐世界与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是人类追求的生活境界。”

　　是软实力，更是硬实力

　　香港女子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开了华人主政国际组织的先河。就在第二天，2006年11月10日，国际电信联盟(ITU)选举中国籍的赵厚麟为副秘书长。

　　实际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其后三十余年的时间内并未参与过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任何高层职位竞选。当然，在非竞选的职位上，中国人长期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

　　直到2005年10月24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高票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才算打破了这种僵局。

　　很快，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四处出击，颇多斩获。陈冯富珍和赵厚麟之外，2006年6月，王彬颖晋升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助理总干事；2008年5月，张月姣宣誓就任WTO上诉机构大法官；2009年11月，何昌垂就任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副总干事……

　　其中最为耀眼的成就，当属2008年2月，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被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以及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

　　世界银行与IMF是并肩的世界国际金融组织双子星，目前有184个国家参与二者。世界银行行长长期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则一直由欧洲人把持。二者在国际贷款与投资，拯救金融危机和其他国际金融业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众多评论认为，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越来越多的领导职务，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表现。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曲博博士则认为这很难说是软实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参与，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力的增加，这是一种硬实力”。

　　北京大学张海滨教授分析称，软实力是指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之外，一国在文化、体制和价值等方面的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林毅夫被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有软实力的因素——世行需要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广，但中国的经济硬实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的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以预想，未来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尤其经济、金融方面的组织，将会有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

　　“制定规则”才是“话语权”

　　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广泛投身各种国际组织，但真正起到主导作用、发挥影响力，甚至能够修改和制定规则的，却仍然是凤毛麟角。中国在众多国际组织中的真正话语权还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欧美发达国家是多数国际组织的创建者。据《国际组织名人录》统计，2002年英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有326人，美国276人，法国231人，德国150人；在发展中国家里，印度有41名国际组织领导者，巴西21人，而中国仅有10人，甚至不及新加坡(13人)。

　　“中国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在管理层，就没办法体现中国的观念想法，加以贯彻。”外交学院曲博博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例如在IMF，很多的国际宏观经济的规范不是已经确定的，而是需要各个国家之间不断地协调，比如贸易失衡，现在IMF主要就是通过调控汇率来解决，2007年的《双边监督协定》中国实际是反对的，但是讨论时由于中国缺位，最后还是被执董会通过了。”

　　尽管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国际公务员”自律，但毫无疑问，其所在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将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认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过是大国争夺权力的工具，对其持严厉批评态度。例如，1967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6版文章称，“苏联修正主义加紧在联合国内勾结美帝国主义，把联合国当成美苏政治的交易所，联合国是美帝苏修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开始逐渐告别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革命外交，以务实而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组织。

　　尽管如此，“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国吸纳进跨国体系领导层，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掌握国际组织依然有戒心”，香港学者沈旭晖说。

　　长期的缺位使得中国多边外交人才储备并不充足，张海滨指出，同时具备语言能力、专业知识和外交经验的复合人才匮乏，这是导致目前中国在国际组织参与程度与大国地位不相匹配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讲求‘外事无小事’，惧怕‘言多必失’的心态也大大束缚了中国在国际组织多边外交领域发力。”张海滨说。

　　以陈冯富珍主政世卫组织为标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决心与努力，同时这也是中国通过多边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组织中，陈冯富珍们将主导和见证中国平衡权力地位、利益分配和集体身份的不懈努力。

　　周瑞金：十年“剩闲”不寻常

　　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这五年，外人只看到周瑞金以笔为枪，挠体制之弊，张改革之目，却从不明了微言背后有巨澜；这五年，外人只记得他当年“我是斗胆补天派”的豪言，却从不察觉他也务实。

　　2010年初冬，周瑞金在美国呆了三个多月后，终于游说在外十多年的女儿女婿全家回国定居，上海新华路上的大家庭，第一次堪称团聚。

　　7月份，临出国前的一次媒体界退休老人聚会上，组织者请他讲讲老有所为的心得，老周慨言，十年成“剩闲”(圣贤的谐音，取“剩余的闲人”之意)，人走茶凉总难免，要喝热茶只能自己烧。

　　这十年，他自言烧热了三壶茶：第一壶是担任了两家企业的顾问或董事，一国企，一民营，多年下来，痛彻改革不可耽延之切；第二壶，则是转战网络，激扬文字，年奔七旬，跻身所谓的新意见阶层。2006年初的《改革不可动摇》，最早竟也是一篇网文；而这第三壶热茶则是人生修为，参禅打坐，事关晚景家事了。

　　五年前的那篇《改革不可动摇》，被舆论称为“皇甫平重出江湖”。他振臂一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才让第三次改革争论走进严肃的话语空间，最终以中央的多番定调而暂告了结。老周事后多次说，皇甫平属于历史，周瑞金看的只是今天。

　　这五年，外人只看到周瑞金以笔为枪，或策略技巧，或横眉怒目，挠体制之弊，张改革之目，却从不明了字间惹是非，微言背后有巨澜；这五年，外人只记得他当年“我是个补天派，斗胆补天派”的豪言，却从不察觉他也务实。

　　就像2001年他才会重温往事，细谈1991年“皇甫平评论”出台的个中曲折，《改革不可动摇》发表五年后，2010年末了，他也才第一次愿意轻描淡写，文章后事不寻常。

　　“留一步，满则溢”

　　2006年春节过后，也即《改革不可动摇》发表一个月后，中央一领导来视察上海，竟在上海市党政领导陪同下专程到东方网，调查《改革不可动摇》文章发表的背景。周瑞金事前应编辑部要求，应急发文，以答编者问形式，陈述文章真实缘由。

　　调查当场获得中央领导肯定，老周才在异见汹汹中稳住阵脚。一个多月后，全国“两会”召开，中央高层强调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改革争论终被高层定调。这一年年中，他继续为任仲夷撰写纪念文章，概括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2007年初，他受邀去云南“兴云论坛”开讲改革开放经验教训，言及“三个28”：1921-1949，28年革命胜利建国；1950-1978，28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充斥失败教训；1978-2006，28年改革开放三次论争，深化改革迫在眉睫，重建中华人文精神任重道远。他还诙谐说，28与中国共产党有缘，“共”字拆开是“二十八”，年轻的毛泽东甚至都用“二十八画生”为笔名，一个演讲的小技巧竟被讥为宣扬历史因循论。

　　2008年，各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他三下广东，自言到改革先发地汇报心得，倡导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年广州、北京南北两地，“改革三十年三十人”民间评奖，皇甫平屡屡当选，他却闭门谢客，去了美国，没有出席任何授奖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凡事留一步，满则溢。

　　2009年，新中国建国60周年，他又撰写长文《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鲜明主张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遏制基层政权失控，改变国进民退政策，转变维稳思维，并建言继续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新意见阶层、新社会组织、新社会阶层和草根百姓的结合。文章公开发表出来，结果网上全无异见，中央纸媒整版发表。

　　2010年，全国“两会”上爆出了录音笔事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明态度的媒体工作者，“希望新一代领导干部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

　　“我还年轻，还能烧热茶喝呢”

　　周瑞金和五年前一样，他还是喜欢在咖啡馆见面，却喝中式茶，脱了大衣就盘腿而坐，参禅打坐状，一身打扮竟还是旧日衣裳。

　　他理解并包容改革的艰辛与曲折，他说，现阶段的改革重点应是专注社会体制改革。

　　他去农村，调研农民的诉求多是为生活而不是为选票；他在城市，发现社会泄愤事件群发，多是反贪官，不反社会主义制度，“绝大部分的社会矛盾都是争利而不争权”。他最后得出的国情判断是三句话：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政治体制改革轻动，易成乱局。”

　　他还是众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感同身受“改革更需要上下的共识，而重点放在社会体制改革这一点上，恰是最能体现上下共识的”。

　　曾经为改革疾呼呐喊的“皇甫平”，在外人看来，似乎温和了许多，他不承认是自己的观点倒退，也拒绝别人所谓的“理性”形容。他说，这是随着实践，自己对于全面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清晰了，这个路径就是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继而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最后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三步走改革路线图(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在三者之中)。

　　他说，邓小平当年关乎中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是伟大的，现在的中国也应该为改革路线清晰勾勒三步走战略了。

　　他为目前理应先行的社会体制改革设计了三大内容，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镇化形成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政府摆脱全能主义、社会组织充分发育、市场主体真正获得创造财富的资源配置权，以构建民主法治的社会等等。

　　他72岁了。文章写得越来越少，但访谈越来越多，年轻记者但凡来访，总是不忍拒绝。但他越来越不愿意去热闹场合，改革开放评奖，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奥运盛会，他拿到通知都没去现场。今年家门口的世博会，也只是预展时去遛了一圈。70岁生日，招呼家人吃了一顿便饭，便当是最好的庆祝。他也越来越懂得舍得，一直希望组织口述历史的出版物，为改革三十年留下稀缺记忆，几番努力后，当事人为难，也就舍了。唯一舍不得的，或许就是退而不休的心，“我还年轻，还能烧热茶喝呢”。

　　王选：孤独斗士

　　南方周末记者 秦轩 实习生 郑李

　　尽管王选很孤独，她一个人依然扮演着十种角色：在日本法庭上，她是细菌战原告；在东京街头抗议时，她是和平运动斗士；在义务山里的烂脚病人面前，她是医学专家、社会人类学者和志愿者；在镜头前她是演说家；在国际会议上，她是发言人；在日本参议院议长面前，她是民间外交官；在外国专家的调研团中，她是专职翻译；在浙江省，她是政协委员。

　　15年过去了，没人和王选争细菌战受害者领袖的位置，而身边为掳日劳工索赔运动的同行者们却正在为日本企业的赔偿闹得四分五裂。同样是维权，同样是对日索赔，同样是日本和平主义运动在支持，王选的15年，和别人不一样。

　　从1996年至今，王选始终忙的是两件事：一是让权力承认历史上的恶，一是让受害者得到救助。权力犯下的恶不分过去现在，对普通人权益的侵害不分新旧，但王选专心于细菌战。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变。

　　2002年的东京审判初步实现了第一点：尽管东京地方法院裁决王选及其他细菌战受害者代表败诉，但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3年后，王选否认自己是“民族英雄”，她称自己是“连接中日的桥梁”。这一年，中国民间爆发反日游行。

　　2007年，王选投入细菌战对日诉讼的第11年，日本最高法院拒绝了原告上诉。同一年，二战时期掳日劳工索赔案亦在日本高法败诉。十多年的对日索赔诉讼运动就此告一段落。掳日劳工索赔就此转入政治解决。此后，安野、信浓川两处劳工和解，却引发索赔运动的大分裂。用一位长期关注该运动的人称，掳日劳工索赔在今天毫无疑问走入低谷。

　　2007年败诉时，王选曾主张效法国外惯例，建立受害者的民间组织，再以此到联合国去申诉。然而至今，组织不能成立，索赔无望，外界的理解与支持和以往一样的匮乏，内部的聚合力也因败诉受到重创。

　　政协委员王选

　　“我们调查了金华汤溪镇72个村，有69个村都有烂脚病，这显然是非正常情况……皮肤炭疽是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当时日军要在机场附近制造无人区……”半夜1点，电话那头王选孜孜不倦地说。

　　在王选看来，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才是最有价值的。调研实际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到2007年，被日本高法判败诉虽然堵住了诉讼索赔的路，但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王选的老家已经成为她做细菌战研究的根据地。

　　2004年，王选组织展开的浙江省金华市细菌战“烂脚病”调查，目前已经延伸到相邻的衢州市。“明年准备整理出版500病例的调查数据。”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每次去参加国际会议，她都会带些烂脚病的照片给国外的专家学者看。数年来，一直有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医学专家被王选拉到老家去调研。专家在调查的同时也为烂脚病人提供诊断意见，其中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教授米歇尔·法兰兹布劳医学博士。

　　2008年，哥本哈根世界医师协会大会上，法兰兹布劳向大会提交要求日本医师协会谴责日军731部队的决议案，获得8票赞成，25票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前每次只有她自己投的1票赞成。

　　不过，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医学界，均未就浙江地区的烂脚病调查做出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但美国学者的调查资料已经进入美国国家机构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美国皮肤病研究所。

　　2008年，王选被推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当年她给省民政厅写了3份报告，并提出委员提案：对日本细菌战“烂脚病”受害者实行医疗救助。这一提案令浙江省决定扩大医疗救助范围。在当年7月到9月，在细菌战受害地区衢州搞试点。

　　2009年，王选的委员提案包括“建设全面细菌战历史纪念馆”，而今年的提案则关于“对烂脚病的医学鉴定”。“如果没有王选的推动，其他地区关于细菌战的研究可能不一定会开展起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据张连红介绍，在对日索赔运动的推动下，山东、湖南、浙江各省都展开了调研。北大历史系徐勇教授领衔国家教育部重大社科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他介绍王选负责其中的子课题“日本生化战高级决策”。

　　有学界的参与和推动，王选才能真正让细菌战不被历史埋没，在历史上留下受害者的声音上。“国家应该对细菌战展开全面调查。”王选说。

　　只有王选

　　“2007年前，公众看我们像看一场演出，希望我们赢，打倒小日本。”王选说，“但实际参与调查研究的寥寥无几。”“愤青可以唾沫横飞地说这个那个，一到下乡来找受害者就不来了。”王选说。“王选其实很孤独。”《王选的八年抗战》一书作者南香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选觉得，这里有国民性的问题，但同时，“老百姓的参与意识被剥夺了，才不会往下去想，我应该去为历史做些什么”。

　　一些细菌战的原告也让王选很受伤。“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共产党的替身，女强人。可是我并不掌握任何资源。”王选说。

　　国内没什么人给对日索赔的事业捐款，即使是很富有的原告，也不愿意拿钱。

　　而同样的问题在慰安妇、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中同样存在。据本报记者向多名知情者了解，圈内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去日本的诉讼，基本全部由日本律师和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为原告提供往返机票和住宿，没有人会自掏腰包去日本打官司。

　　但无论怎样，王选依然在选择机会做事情，用她自己的话说，“能推动政府就推动政府，能发动群众就发动群众”。

　　她一个人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在日本法院上，她是细菌战原告；在东京街头抗议时，她是和平运动斗士；在义乌山里的烂脚病人面前，她是医学专家、社会人类学者和志愿者；在镜头前她是演说家；在国际会议上，她是发言人；在日本参议院议长面前，她是民间外交官；在外国专家的调研团中，她是专职翻译；在浙江省，她是政协委员。

　　她搞历史研究，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细菌战研究写论文；她搞慈善，为烂脚病病人发钱介绍医生，为地方研究者出书；她做民意代表，为地方烂脚病人的医疗救助给政府写提案；她搞交流，为学术机构介绍国外学者；她懂日本，为掳日劳工索赔运动出谋划策。

　　从1996年参加细菌战受害者维权运动至今，总共15年。王选说自己在下棋，一步一步的下。

　　10种身份相当于王选的10种棋子，从车、马、炮到士、相、卒。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王选亲力亲为。这当然是被逼出来的。

　　2010年12月27日，王选带日本研究者去衢州和治疗医生交流。据当地医生介绍，烂脚病患者除一人以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王选希望能够借此推动日本医学界的合作。

　　就目前该“试点”的现状和维持的经费困难等问题，王选打算在2011年省政协会议上，在委员提案中提出将此医疗救助政策扩大到全省，建议由省政府拨款扶持。

　　“其实他们是不是细菌战的受害者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救助。”王选说。她已将近60岁，“等调查的数据库做完，我想去干点自己的事情，看书写字什么的”。

　　陈培德：“群众体育才该搞举国体制”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浙江省体育局前任局长陈培德说，目前首要反思的，正是8年前足球打假扫黑中途叫停、不了了之的教训。更重要的是，体育反腐败要举一反三。

　　67岁的陈培德笑言自己正步入人生的第二春。这位以足球反黑著名的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长，2009年初已从浙江省人大退休。

　　8年前的大胆直言，业已为陈培德带来了巨大的声誉。退休后，他的社会兼职繁多，“戴了十五六顶帽子，常常感觉到时间不够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他始终在观察着中国体育。夙夜思考，陈培德忍不住秉笔直书。“上个月，我还刚刚给中央领导写了信，对中国体育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陈培德对本报记者说。

　　谈及十年体育官员生涯所看到的种种荒唐事，这位中国足球打假反黑的健将，时而怒目，时而放声大笑。对于中国体育和足球，陈培德再无顾虑，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说、说、说。

　　“体育反腐要举一反三”

　　“去年以来，中断了8年之久的足球反腐败，又开始了第二波浪潮，使我在失望中又看到了希望。”陈培德说，现在的中国体育，如同爬满了虱子的华丽旗袍，“繁华背后，隐藏着诸多龌龊；兴旺背后，潜伏着很大危机。”

　　中国足球反腐风暴将8年前被人为遮蔽的足球体育黑幕暴露在国人面前，中国足球的蜕化、无能终于找到了答案。

　　陈培德说，他唯有两个感觉：“痛快、痛心。”痛快是足球反腐败终于又有盼头，大快人心。痛心在于，现在被叫进去的这些人，其实都是2003年以后出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进行到底，给中国足球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这些人至少绝大部分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他们罪有应得，但责任不全在他们。”陈培德说，足球的腐败体制、龌龊的环境令他们发生了变化。

　　陈培德回忆说，他曾与谢亚龙在北京偶遇，谢曾当面肯定他足球打假反黑的成绩。“他还买了一批我写的书送足协的官员，结果，他自己也不能幸免。”

　　痛定思痛。陈培德说，目前首要反思的，正是8年前足球打假扫黑中途叫停、不了了之的教训。反省的目的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不要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体育反腐败要举一反三。对其它项目也要进行清算。“足球不过是整个体育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它更典型、关注度更高、社会影响更大。其它项目呢？我们不能各行各业反腐败热热闹闹，体育场里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陈培德说，“光清算足球不清算其它项目的腐败，我认为不公正、不公平，也不容易引起警戒。不消除隐患，难免以后再犯。”

　　体育要真正反腐，还须启动问责制。“十几年来，主管部门对于这些公开的‘秘密’腐败现象持什么态度？在足球的事情上，我就有亲身体会。”

　　“体育需要新改革”

　　“整顿过后，体育应进行新一轮的改革。”陈培德说，改革，就是要让体育还其本来面目。“体育的宗旨是什么？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陈培德说，诚然，在特殊年代，体育曾承担了为国争光的特殊历史责任，功不可没。容国团的第一个乒乓球冠军、名古屋的第一个乒乓球男团冠军、陈镜开的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女排的三连冠，都起了极大提升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在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在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候，那个年代，我们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为国争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最大限度来凝聚民族精神，惟有体育。”

　　但时至今日，中国国情早翻天覆地。“现在能为国争光的东西太多了，金牌多一块少一块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世界体育的走向是大众化、业余化、职业化。

　　“专业队投入不计成本，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全不符。”陈培德说。

　　从步入业余的县级少体校开始一直到国家队，中国运动员的吃穿、训练和比赛，全部都由国家拨款，毫无后顾之忧。“每次比赛，我们都是专业队打业余队，就像大人打小孩，我们拿金牌并不奇怪。”陈培德说，“但同时，运动员吃的是青春饭。在同龄人接受普通学校教育时，他们却在训练场上，荒废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到退役时，一无文化二没技术。”“我们真不应该再牺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青春，来换取这一堆的金牌。”

　　改革阻力何来

　　对体育改革的方向，陈培德自言有诸多思考。

　　“我们的公共体育设施，人均占有率却在世界上排名百名之外。”陈培德说，这样的矛盾日渐突出。

　　民众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全民健身的热潮上，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却远远满足不了他们健身的需求。一方面，社会上满足老百姓运动锻炼的场馆奇缺，另一方面场馆又大量闲置。“全民健身最后只能变成全民走路。走路者协会就这么出现了。”

　　“我们领导者的注意力，特别是经费投入，要从绝大部分投入到竞技体育专业上，掉个头，投入到群众体育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体育教育。”陈培德说，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大都用在大众体育设施上了。

　　在澳大利亚，他见到当地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游泳是学校必修课，游泳不过关就不能毕业。“澳大利亚成为游泳强国，基础正在此。”

　　“群众体育搞举国体制。举全国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为老百姓健身提供最丰富、最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健身的需要。这是政府的职责。”

　　陈培德说，他曾提议取消全运会，用单项锦标赛来代替选拔；提出竞技体育逐步取消专业队。但无一例外，都遭到反对。

　　阻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来自体育系统本身。从奥运、亚运到全运，中国的体育，业已形成全员、全方位、固结不化的架构，“一些人不能接受淡化金牌的观点。”陈说。

　　“如果以群众体育为重点，那就不必有这么个庞大的机构。相反，越强调竞技体育的重要，政府的财政拨款就越多。”

　　“体育，不能是少数人的体育，不能是精英体育，应该是大众体育。”陈培德说，“作为少数派，我相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龙永图：“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

　　南方周末记者 陈江

　　在入世成功多年之后，龙永图又被卷入到“英雄还是卖国贼”的讨论中。时评作者水皮认为，龙永图变“卖国贼”，有部分原因正是在偿还当年谈判期间不透明，“保密过度”的欠债。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龙永图担心中国的开放政策出现倒退。

　　龙永图是一个符号。曾经有段时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每一条讯息中几乎都能找到“龙永图”三个字。15年艰难谈判，龙永图经历了其中最关键的2／3。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

　　自2001年底至今，已然9年有余，入世的意义也一度被解读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虽然中间人们的看法有过反复，现在已没人否认入世深远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走势。即便如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与10年前相比，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提案已经多到好像全世界都在抵制中国商品，但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借助入世这一举措，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日常的经济秩序之中。

　　作为入世功臣(也有人不这样认为)，2003年之后，龙永图并没有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成为经贸部部长，他选择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博鳌论坛。犹如龙永图一贯的风格，从此关于博鳌论坛的每一条讯息中几乎都能找到“龙永图”三字，高调、健谈的龙永图，从未淡出过国人的视野。

　　布道者

　　龙永图做过诸多尝试，2007年开始甚至成为一档电视对话节目的主持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在国人心中，龙永图仍然还是那个首席谈判代表，而且这个名字或许永远都要和WTO捆绑在一起。

　　自从退出政府机构后，龙永图更多地是以一位布道者的样貌出现在所有人眼前。比如，评点世贸组织带来的影响，讨论中国的经济形势，为各地政府出谋划策，预测世界经济拐点，为买不起房的人们指点一二，甚至是告诉人们中国经济没有“泡沫”……精力旺盛的龙永图已过花甲之年，他仍然一丝不苟地承担着对大众传道、解惑的责任。

　　龙永图甚至给自己的节目定名为“论道”(Forum)，暗示他仍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他来说，“道”，“就是怎样使中国加快发展。”一次采访中，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要利用“论道”这个节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尽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阐述和说明。

　　龙永图总是用更简单明了的方式去说明更多的常识与概念，因此人们经常能听到类似这样的“龙氏语录”：世界贸易组织犹如一个农贸市场。中国没有加入，就像是在市场外的小贩。现在，我们在市场中有固定的摊位了，我们做生意更名正言顺了。

　　又比如，一个大块头和小块头发生矛盾时，大块头总喜欢把小块头拉到阴暗角落里单挑；小块头则希望到人多势众的地方找人主持公道。目前我国经济比较弱，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强，一对一解决我们肯定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当然希望把问题拿到WTO多边机制中去解决。

　　龙永图经常告诉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规则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只是一般性地参加世界经济，那不遵守世界规则也可以，就像担着菜篮卖小菜的那种小贩，尽管市场就在那里，你也可以不进入市场，可以不遵守工商部门的规则，看到工商管理人员来了就赶快跑。但如果要进入世界经济的主流，想把生意做大，卖肉、卖鸡、卖菜，你就要进入市场，要成为市场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得在市场里建一个铺面，就得遵守市场的规则，甚至还得与工商部门建立好的关系。而且这个时候你不按照规则办事也不行，跑也跑不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同样的道理，在全球化的形势之下，我们中国想进入世界经济的主流，不遵守规则是行不通的。”

　　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准媒体人”的龙永图，越来越热衷于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根本，比如对于入世之后行政体制需要作出的改变，他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廉洁、高效、以人为本，更比如对于高涨的商品房价格，他认为2／3的房子应由政府供应，其他的“越贵越好”。

　　卖国贼？

　　在英国留学的背景，长达10年的谈判工作，“洋务派”的头衔很自然地被戴到了龙永图的头上。在后来的2007年，龙永图回忆起曾经遭受的质疑，“在谈判最困难的时候，我对这些人的回答是：我爱国啊。”

　　爱国这面挡箭牌显然不是永久有效。令龙永图难以想象的是，在入世成功多年之后，他竟又被卷入到“英雄还是卖国贼”的讨论中。

　　2005年，随着入世的影响逐渐深化，相对于因入世而受益，一些代价也开始显现，因入世变得处境艰难的行业，愤而抛出“过度开放论”，指责“当初是不是一定要同意这样的条件？”国人“非好即坏”的评判习惯令龙永图瞬间从功臣变成国贼，这种转变令人始料不及。

　　时评作者水皮认为，龙永图变“卖国贼”，有部分原因正是在偿还当年谈判期间不透明，“保密过度”的欠债。

　　“实事求是地讲，以龙永图为代表的中国入世谈判过程是一个艰巨、庞大、繁杂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外经贸部的保密工作做过了头，不但谈判的内容对企业保密，而且对相关的部委也不透明。中国媒体得不到来自官方的任何解释，相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发布会却成了消息来源。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读者只能从海外媒体的报道中了解谈判的条件。”

　　对于“卖国”的指责，龙永图曾经语调激昂：“我们的谈判班子问心无愧。”面对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龙永图坚持认为最大的保护是开放，而不是后退。他不断强调，“温室里培养不出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政府也制造不出来，他们只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按照国际规则在市场搏击中历练而成。”与此逻辑相同的辩论和强调，在每一个因加入世贸而翻天覆地的行业里上演，纺织、物流、汽车、银行、保险……

　　“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龙永图后来说。

　　开放、开放、开放

　　“中国越开放，中国越安全。”这是龙永图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快人快语的他对记者说，“国内有些人是叶公好龙，天天讲开放，到了真正开放到自己的行业的时候，马上就变了一个样，恐慌起来。”“国家安全、行业安全的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是不要挂在嘴上。竞争来自何处？就来自开放。入世之后，中国的国力和外贸实力都增强了，实力越强，国际竞争能力就越强，也就越安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国家是互相融合和影响的，那么这个国家就安全。”他对采访他的记者如是说。

　　2004年6月，龙永图在会聚西方政经首脑人物的意大利彼德伯格秘密会议上做了演讲，龙永图主要强调了几个观点：中国的发展对于全球是个积极的因素，不要把中国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威胁；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的内需，虽然外贸的进出口和吸引外资对它很重要，但是对这个大国来说，只能靠自己。中国13亿人发展起来了，是对全球最大的一个贡献。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龙永图担心中国的开放政策出现倒退，“由于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由政府出面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使得国内不少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行政机构改革问题产生了动摇，有些官员甚至暗暗自喜，认为现在是进一步地强化政府对经济、企业干预的时候。”

　　龙永图说，其实不然。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削减政府的权力上作出重大而艰苦的努力，他亲身参与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削减政府的权力。

　　多年来，经常有人问龙永图，世贸精神到底是什么。这位曾经的首席谈判代表，总是回答四个字：规则、开放。

　　肖扬：“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南方周末记者 陈江

　　在一些法官眼里，肖扬太“弱势”，在各职能部门想方设法四处扩权的时代，有人指责肖扬是“三交”院长：交枪、交权、交钱。

　　在2004年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肖扬谈到当前中国司法现状时直言，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

　　收回死刑核定权，是70岁高龄的大法官肖扬在自己离任前的一年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在任10年，肖扬改变了很多事，当然争议也从未远离过他。这位开放法庭允许公民旁听、降低诉讼费用让穷人打得起官司，甚至规定所有法官穿什么样的衣服的大法官，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尾声，为其所主导的中国司法10年改革画上了一个浓重的逗号。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法律专业出身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上任之初即被寄望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推动者。2001年，力推司法改革的他，成为全国的焦点人物。

　　2008年3月10日，当这位70岁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站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进行工作报告时，他用两句话对过去做出了概括：“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9项改革任务，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50项改革项目也基本完成。”

　　司法改革10年，社会进步与多方合力最终拓展了改革的空间，而肖扬作为这场实验重要的参与者和经手人，他对于中国司法格局的改变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实验最终的结果——正如肖扬自己所说——“要让历史来检验”。

　　求变

　　“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1998年底，60岁的肖扬开始了他任职后的第一件大事——中国法院全面实行审判公开，而从那时开始，手持身份证的公民终于可以合理合法地走进法庭，亲耳聆听自己所关注的案件。肖扬就此推开了自己这个“衙门”的大门。

　　对开放法庭，肖扬认为，公正不仅应当落到实处，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这位客家人以简短有力的话语阐释了一个文明常识，但在此前，即便是这样常识性的表达也难以在中国最高司法官员口中出现，而肖扬用实质性的改变阐释了这种常识。直至今天，这仍让很多人受益，闭门官司在程序层面再也不是主流。

　　肖扬任职的10年，注定是司法变革的10年，哪怕某些改变并非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1999年，上任后第二年，肖扬拿出了第一个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五年纲要。提出的口号是：促审判、抓改革、带队伍。把改革和法院的中心工作“审判”并列，可见改革二字在肖扬的天平上有多么大的分量。

　　这份改革纲要中概括了四点“势在必行”的理由：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法官整体素质难以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要求，难以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特权观念等腐朽思想的侵蚀……

　　“这些都是阳光下的秘密，但看到最高院在自己的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来，还是觉得有些触目惊心。”一位地方法院的法官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此感叹。“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地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肖扬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种努力直至今日仍然有其意义。

　　司法必须改变，改革不可阻挡。在随后的十年中，两份五年改革纲要令最高法院在审判方式、审判组织形式、审判工作监督机制等近百个方面推行了改革措施。这些改变仍然影响着中国今日的司法格局。

　　少杀

　　“可杀可不杀一律不杀”

　　2007年，伴随着大法官肖扬一句“可杀可不杀一律不杀”，中国司法改革又向着未知跨出了一步。这项以结束人类生命为目的的终极刑罚的核准权在经历二十余年的下放甚至是可能的泛滥之后，在肖扬任期的最后，终于又回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掌控中，而由此，人与子弹之间不再是必然。

　　“死刑是剥夺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肖扬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特别向中国各地的法官们敲打着。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2007当年，有大量死刑犯因最高法死刑复核程序的驳回而留得性命。当年最高法刑事第一庭庭长黄尔梅受邀在中国法院网上与网友进行连线时透露，2007年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案件，占复核终结死刑案件的15%左右。

　　2008年初，肖扬于“两会”期间参加广东团讨论时，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收回死刑复核权一年以来的成果——经过一年的尝试后，2007年，全国范围内爆炸犯罪比上年下降25.2%，劫持犯罪下降了25%，放火案件下降了11.3%，杀人案件下降了10.3%。

　　2010年下半年，也就是肖扬退休2年之后，在一次法律研讨会上，一位最高法的法官披露：自2007年至今的4年间，“大约有30%到40%的死刑案件因证据问题而不被核准”。

　　没人知道中国各地每年被判处死刑的人到底有多少，这个数字向来讳莫如深。因此也无法估算出有多少人受惠于死刑复核程序捡回性命，抛开其他悲观意义不谈，这个百分比乐观地昭示着，如今每三个死囚中就有一个幸运儿能捡回性命。而最新的故事是，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法官用远程视频系统提审了一名远在辽宁鞍山一处县城看守所内的死囚……

　　重建

　　“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法官，无德者同样不能当法官。”

　　无知、无能、无德者不能当法官，这是肖扬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的一句话。

　　2001年起，最高院再次改革法官任用制度，规定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由此告别以政治合格为主的法官任用标准。

　　2002年7月，肖扬提出了“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并把“法官职业化建设”确定为法官队伍建设的主线，这成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当然，这一改变遭到很多基层法官的抱怨。最高法院所推行的法官职业化，学习、培训占用了法官们的时间，而统一的司法考试又将很多人挡在了法院门外，一些落后省份反映，自己的法官队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

　　同在2002年，中国法官卸下半个世纪有着专政色彩的肩章大盖帽，换上法袍用上法槌……肖扬希望中国的法官们从内到外得到改变，不幸的是，他的这个改革仍然未能获得所有人的理解，有人指责这一彰显法庭威仪的举措为形式主义。

　　肖扬推出错案追究制，希望能保证个案的质量，却使法院内部生起请示之风，充斥行政式命令。2004年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中，肖扬主张大幅度提高法官的收入，主张上级法院的法官应主要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和专家学者中选拔，这些改革都未能完全实现。

　　在一些法官眼里，他们的院长太“弱势”，在各职能部门想方设法四处扩权的时代，有人指责肖扬是“三交”院长：交枪、交权、交钱。身边人说他傻。在2004年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肖扬谈到当前中国司法现状时，亦直言，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

　　10年过去，正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间隙，肖扬一路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