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法治的前进与彷徨

　　2010，法治的前进与彷徨

　　2010年的法治前进，仍然存在隐忧，这种隐忧事实上一直伴随着我们13年来的法治建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法治在艰难中跋涉前进，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法治在前进，也必将不断地前进，因为，人民对于法治的向往是不可阻挡的。

　　■江西赣州 杨 涛

　　迎来了世博会，又送走了世博会，迎来了亚运会，又送走了亚运会，在不经意之间，2010年渐渐地远离我们。这一年，“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已经提出了13年。回首一年，我们感慨万千，法治虽然也在前进，然而这种前进却仍是在艰难中跋涉。前途虽然光明，道路依然曲折。

　　一年来，我们仍然见证了某些官员的傲慢与偏见，见证了权力的渎职、失职甚至是极凶极恶。官员与公职人员仍然是“雷人话语”不断，成都双流县一交警声称“我只为领导服务，是领导重要还是你们这些人重要”；湖南祁阳县一官员面对记者采访则说出“你们没有权利了解这件事的真相”的话语；而江西省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反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时则称：“如果我们不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一年来，“跨省追捕”记者、作家、举报人仍然不断，从浙江丽水遂昌县通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到陕西渭南警方跨省追捕作家谢朝平，再到宁夏吴忠警方跨省追捕王鹏，权力一如继往地不放过任何监督公权者。甚至，“官二代”仗势欺人与“权力继承”开始浮出水面，一句“我爸是李刚”，揭开了权力荫及子孙的隐秘。

　　然而，一年来，我们也看到法治不断在前进。在网络和媒体监督之下，许多网络焦点事件得到了解决，“跨省追捕”也一起又一起地撤消。公安部严查“酒驾”的行动仍然在持续，一大批违法驾驶者得到惩罚。同时，公安部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扫黄风暴”，一大批涉黄场所被查，一批幕后保护伞被揪出。政府信息公开更加透明，2010年4月1日起，中央四部委，科技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住建部，纷纷公布年度预算，接受人民监督。官员“问责”力度加大，“宜黄强拆”事件引发自焚后，县委书记、县长相继被免职，开创了拆迁“问责”到县一级官员的先例。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判处无期徒刑、重庆最大“黑保护伞”文强判处死刑。而“足坛反腐”力度也在加大，中国足协前任副主席、前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前国足领队蔚少辉和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已经被正式立案侦查。

　　立法与司法也不断地创新与改革。《社会保险法》获得通过、《侵权责任法》正式实施、讨论中《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取消现有的13个死刑罪名等，都意味着我们对于民生、对于公民权利更加呵护。司法也进了一系列了改革，如“赵作海案”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

　　然而，2010年的法治前进，仍然存在隐忧，这种隐忧事实上一直伴随着我们13年来的法治建设。一系列违法行为的纠正甚至法律的出台，离不开网络的监督与“公民社会”的成长，然而，公权和官员对于网络监督与“公民社会”的暧昧让人心有忧虑，网络监督在一些地方遭到官员有组织的反击，而NGO组织的成长在法律上步履维艰。这使“公民社会”成长乏力，难以抵制日趋膨长的公权，而网络民情也在各种“水军”搅动下，更加难以分辨。

　　官员的许多在法治看来的进步举措，仍然遵循着或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或是群体性事件的压力或是开明官员的自觉。往往只满足于一事一解决，采取“运动式”执法手段，真正在落实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决策权”等制约官员权力的，以及保障公民在民主决定官员升迁命运方面的制度建设并不多见。许多制度上的东西，要么在试点中流产，要么至今仍然停留在口号上。甚至，看似强大的媒体监督也只能是“异地监督”，因为媒体同样受制于地方。这让“三聚氰胺”事件阴魂不散，山西“黑砖窑”事件重现，食品卫生问题层出不穷。

　　即使是一些事件引发制度改革，也往往是工作机制的改革，是一种小修小补，而体制极少有动手术式的改革。“赵作海案”前，已经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案件，尽管这一案件催生了证据相关的规定，但这些规定生效有待于“程序性制裁”等审判方式的改革配套才能生效，然而后者并没有跟进;“跨省追捕”案频发根源于司法受制于地方党政官员，但最高检仅出台“诽谤案”逮捕权上提一级，却没有改变司法地方化的局面;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近一年来始终难产，则更说明，立法中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并没有有效建立，建立人民选举自己利益代表并有效参与立法博弈的体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法治在艰难中跋涉前进，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法治在前进，也必将不断地前进，因为，人民对于法治的向往是不可阻挡的。 ■

　　（来源：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