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防长盖茨，一个对华务实派(组图)

　　1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新年伊始，在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前夕，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于1月9日~12日访问中国，随即还将前往日本和韩国。毫无疑问，在朝鲜半岛局势复杂、中美关系磕磕绊绊之际，盖茨的亚洲之行必定与应对半岛局势、推进两军交流等议题有关。

　　而据媒体透露，盖茨将于2011年年底退休。这位“奥巴马团队中的核心成员”、“美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在执政党更替后留任的国防部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推动两军交流，但担忧中国军力

　　盖茨是由情报专家出任防长的。在中情局工作期间，他负责主管苏联和东欧事务，但已开始关注中国。在乔治敦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时，其博士论文《苏联的中国学——克里姆林宫对中国当代事件的看法与争论》便是通过苏联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变化。在中情局工作期间，盖茨曾于1980年和1987年两度访华；出任防长后，也曾于2007年11月访华。综观盖茨就任防长四年来的涉华表态可见，其对华态度总体务实，较少意识形态上的成见，但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担忧始终难以抹去。

　　在对华战略定位上，盖茨强调中国是美国的“伙伴和竞争对手”，而非“战略敌人”。2007年3月7日，盖茨在国防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我并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敌人。在一些方面，中国是我们的伙伴，但在另一些方面，中国也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应该说，这种观点相较以往美国军方表态，有很大进步。以此为出发点，盖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认为两国终能“建立互信的关系”，保持对话与接触是改善两国关系、建立两国互信的最佳途径。为此，他积极推动美中军事交流，增强两军互信。2009年年底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美时，盖茨曾表达出希望中美军事交流关系摆脱“时好时坏怪圈”的愿望。

　　但是，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忧始终萦绕在盖茨心头。在《外交》杂志2009年1/2月号的一篇文章中，盖茨指出，“中国对网络战、反卫星武器、防空和反舰武器、潜艇、弹道导弹的投入将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实力投送及帮助盟友的能力。这将促使美国重视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并把短程系统转换成远程系统，比如发展下一代轰炸机”。出于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忧，盖茨希望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他认为，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并正将经济成功转化为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但“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本身并不代表威胁，除非这种增长伴随着与美对抗的意图”。因此，应“更多地谈论军事意图和战略”，积极通过推动中美军事交流获取有关中国军事意图和战略的“第一手”资料，增加对中国军事战略的了解。盖茨明确表示，中美不是盟国，两军交流的重点不是军事合作，而是保持对话、了解对方，在可以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为此，他提议中美双方建立军事热线，加强军方各层次的交流以改善军事关系。为消除双方歧见，盖茨主动表示愿向中方简要汇报美国在导弹防御体系上的立场及其导弹防御技术的能力和限制。

　　深受基辛格现实主义影响

　　盖茨1943年9月出生于堪萨斯州，家里是干汽车零件批发的。1966年即将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之际，一向“循规蹈矩”、“没有奇闻逸事”的盖茨被招入中情局，开始了情报工作生涯。在为国家安全服务40多年生涯里，盖茨愈益显得低调内敛、谨慎沉着。1996年他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但其中对自己的事情谈得非常少。据说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曾挂有一副条幅——“任何轻举妄动极容易导致战略上的惨败”。五角大楼官员们对盖茨的总体印象是“不是个好斗的人”。

　　在政策立场上，盖茨受基辛格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颇深。上世纪70年代初，他就被基辛格称为“情报分析的新星”。1974年从乔治敦大学获苏俄方向历史学博士学位后，他被基辛格延揽进其所执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盖茨深受基辛格的影响，时至今日，他仍对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变戏法似地”同时处理两三场危机敬佩不已。不过，在盖茨看来，当今的世界远比基辛格“穿梭外交”的时代复杂，因此，美国不应该大搞单边主义，而应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触与对话。2004年，时任得克萨斯农机大学校长的盖茨与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民主党人布热津斯基共同主持了一项对伊朗政策的研究，其最终报告主张美国应对伊朗实施有选择的接触与对话，以发出明确信息，促使伊朗内部发生变化。他还是颇具影响的跨党派“伊拉克研究小组”成员，该小组于2006年年底提交的最终报告认为，美国应该先稳定伊拉克局势，然后审慎、体面地从伊拉克撤军。在朝鲜问题上，盖茨也主张在对朝鲜持“大棒”政策的同时，应与其直接对话。　　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北京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职业情报官应当超党派

　　2006年11月，受伊拉克战争拖累，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利。为缓解国内民众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不满，时任防长拉姆斯菲尔德黯然离职，布什提名盖茨接任。当年12月5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盖茨任防长举行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尔·列文向盖茨发问，是否认为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盖茨直接而坦率地回答：“没有！”这份坦诚获得了民主党议员的赞许，卡尔·列文称赞盖茨的回答是来自五角大楼的“清新空气”。最终，其出任防长的提名在参议院以96:2的高支持率获得通过。在接下来的数年内，盖茨与国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盖茨明白，政治议程能否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府会关系的好坏；议员们也相信盖茨会对国会予以尊重。因此，盖茨总能在国会找到盟友。

　　盖茨很重视两党合作，寻求超越党派歧见。他参加的“伊朗政策小组”和“伊拉克研究小组”都是跨党派的机构。尽管盖茨曾说过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一名共和党人，但直到1993年离开华盛顿到得州农机大学任校长时才公开自己的党派归属。这源于他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在中情局工作期间，盖茨认为，一名职业情报官，就像一名职业军官一样，应当是无党派的。因此，他没有登记加入某个政党。这种超党派的色彩使盖茨备受民主党青睐。奥巴马胜选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什么不留任盖茨？他不是一个"登记的共和党党员"。”盖茨超党派的色彩与奥巴马政府试图体现跨党派团结的追求相契合，这也是其能留任的重要原因。这次留任也促使他成为辅佐过八位总统的“八朝元老”。

　　五角大楼的“改革家”

　　盖茨被称为“自麦克纳马拉以来最具改革精神的五角大楼领导人”。在盖茨看来，9.11事件虽已过去多年，但五角大楼的官僚习气仍未实现适应战时要求的转变，五角大楼需力量集中于当前的两场战事，而不是总盯着遥远的未来，去应付那些“潜在威胁和敌人”。

　　盖茨常说自己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给五角大楼带来的变化却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其前任拉姆斯菲尔德有着倨傲甚至睚眦必报的“军事工头”名声，但即便在伊拉克战事恶化的情况下也从未解雇过一名将军或海军司令。盖茨则针对五角大楼一些最要害的职位进行调整，四年来至少解除了14名军官或文官的职务，其中包括参联会主席、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部长、陆军卫生总长、空军部长和空军参谋长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盖茨看来，这些高层军官缺乏解决当前问题的紧迫感，而他需要的则是能集中精力应对当前战事的军事将领。为此，他选择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马伦上将接任参联会主席，提拔诺顿·施瓦茨上将任空军参谋长、大卫·彼得雷乌斯任中央司令部司令。在对上层军事将领进行大刀阔斧调整的同时，盖茨也始终坚持直接接触基层部队。几乎在所有的国内外视察行程中，盖茨都会与士兵直接会谈，并要求部队首长们离场，以便能听到士兵真实的抱怨和疑虑。

　　与此同时，盖茨还大力削减五角大楼防务开支。一方面，大幅削减美军在全球的军事指挥官和高级军官，下令裁撤联合部队司令部；另一方面，削减或取消了20项武器系统，包括取消F-22“猛禽”隐形战斗机计划、全部的陆军多平台未来作战系统以及海军DDG-1000驱逐舰计划，还试图取消C-17运输机生产。其最终目标是要在未来五年削减1000亿美元开支，可见其改革力度之大。（作者：陈文鑫） (来源：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