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艰难的部门立法
早在2004年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尚未成立的时候，国家林业局就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工作组，组成了由众多来自各部门的知名湿地保护专家的专家组，开始了《湿地保护条例》的调研、论证和起草工作。
2005年8月，中央编办才正式批准成立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可以说，湿地保护中心成立以后，湿地保护立法的推动占去了他们最主要的精力。
“关于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准备的相关材料已经有半人高，国内和国外都进行了调研。”马广仁说，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努力。
然而，相比地方，国家层面湿地立法的推动似乎更加艰难。
从目前国家湿地保护的制度安排来看，采用了综合协调、多部门管理的这样一种模式，这决定了湿地立法会涉及到多部门的利益。
“现在的难度就是协调不下来，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利益，每个部门都不想丧失这个利益。”一位参与湿地立法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样肯定是保护不好的。“从国家大局出发来考虑，部门之间就不要再争议了。”
然而，部门利益并不总是与大局利益保持一致。这是很多地方湿地保护条例难产的原因。湖北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它折射的是整个国家湿地立法的尴尬。
与湿地立法关系比较密切的部门是环保、水利、海洋、国土和农业这5个部门。根据这位参与立法的学者介绍：一些部门对立法比较支持，但有的部门认为，相关立法已经比较明确不同湿地类型的部门管辖，林业部门不应该再插手。
“林业局方面则认为，他们并没有想要通过湿地立法把原来其他部门管辖的事情弄来归自己管。”这位学者透露，林业局湿地系统的一位官员这样表态：该谁管理的谁就应该把它管理好，但必须通过湿地立法把该保护的我们保护好，该利用的我们也同意利用。
还有的部门则认为，湿地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执法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湿地的相关立法已经散见于《森林法》、《水法》、《环境保护法》、《草原法》、《海洋法》。
但在这位学者看来，湿地保护现今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甚至更糟的状态。
例如《农业法》中规定“禁止围垦国家禁止围垦的湿地”，这是至今在法律中最详细的规定，但由于国家禁止围垦的湿地是什么？在哪里？没有规定。围垦了怎么办？也没有规定。
再例如，《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规定：按用途“将土地分为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湿地既不是农业用地，也不是建设用地，当然就归入了未利用地，成了开垦的对象。
“更多的法律法规中连‘湿地’一词都未出现，只能把湿地当成‘土’、‘水’、‘野生动物’等某一个单要素的自然资源去进行管理，而不是从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出发的。”这位学者说。
目前，世界上的一些湿地大国已制定了专门的“湿地”法规，例如韩国、美国、瑞士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制定了专门的湿地保护政策。例如，加拿大于1991年颁布了《加拿大联邦政府湿地保护政策》，美国联邦政府环境政策办公室于1993年颁布了《保护美国湿地》的国家湿地保护政策文件，澳大利亚政府于1997年后制定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湿地政策》。这些保护政策甚至起着比国家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郭辉军看来，立法最后能不能取得成功，“聪明立法”是关键。“要科学立法、人性立法，还要聪明立法”。
以云南为例，正在进行的湿地保护立法中，他们突出强调的是“天然湿地保护条例”，“人工湿地”并没有被列入保护范围之内。“严格界定保护的范围很重要，我们旗帜鲜明地保护天然湿地，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其他部门也不会扯皮。”郭辉军认为，“保护一定要有个重点，保护什么，利用什么，都要界定清楚，否则最后弄了半天该保护的没有保护好，不该保护的倒是扯了一大堆矛盾，弄得非常被动。”
目前，该条例已经在云南省政府这一环节获得通过。
然而，国家林业局有湿地系统官员认为，云南省有其特殊性，“他们绝大多数的湿地是天然湿地，这样立法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那些人工湿地占有比例较高的省份就不一定适合了。放眼整个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天然湿地消失的速度非常快，人工湿地占有的比例在加大。如果不保护人工湿地，那么，我们的湿地面积就更少。”
在全国林业系统的一次内部会上，马广仁对他的同事们说，希望各省积极推动地方湿地保护条例的出台，这样，对国家层面的立法也是积极的推动。
地方的主管官员则对《中国经济周刊》感慨：“在没有国家上位法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立法往往难产。”
然而，“立法再不出来，湿地就真的岌岌可危了。”长林岛保护站的站长说，“一个国家正常的管理不能总靠‘游击战’吧？”
| [上一页] [1] [2] [3] [4] |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