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丐童多“租借” 执法需要注重儿童神圣

地铁车厢里的乞讨儿童

　　晚报记者 李征 报道

　　昨日，本市司法专家在接受调查时指出，上海街头丐童可能多为“租借”而非拐卖，网友的相关调查也和这一点相符。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监护人监护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儿童神圣”司法观念和儿童福利体系的缺失。

　　现状：丐童多数被父母出租到街头

　　昨日，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的执笔人之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姚建龙说，他曾经对街头儿童乞讨现象进行过调查，发现在上海，相比拐卖和致残儿童再利用其行乞的现象，更为普遍的是携带和利用儿童行乞的行为。据他调查，这些行乞人员以每天20元的价格向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租来孩子，再带着他们外出行乞。

　　对于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说，孩子有人“看管”，自己又有钱赚，他们也乐意接受。此外，也有众多行乞人员带着自己子女行乞。这样看来，相当多的行乞儿童并非被拐，而是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所致。

　　网友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张宝艳调查发现，目前在街头上乞讨的儿童，大多数不是拐卖儿童，而是亲生父母“出租”给乞讨组织者的，就算孩子被解救回家，一两个月后，他们会重新被父母出租到街头。

　　无奈：“撤销监护权”仅停留在纸面上

　　姚教授介绍，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但《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至今，几乎没有出现过因父母损害子女合法权益而被撤销监护权的实例，即使父母因虐待未成年女子而被定罪判刑，也不曾影响其监护权行使，而有的法院也因没有先例而拒绝受理此类案件。

　　姚教授解释，在处理各类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行为时，社会上很多人包括司法系统尤其是一些基层办案人员，往往认为这是家庭内部事务、不便干预。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如果发生儿童家庭暴力事件，除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司法机关很少主动介入和采取措施。在决定撤销监护人资格时，司法机关的态度也非常谨慎。尽管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就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制度，但这样的案件直到今天都几乎没有出现过。

　　姚教授的另一个职务是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也属司法系统工作者，但他对司法系统对于儿童保护不力的现实同样感到无奈。在一次旅游期间，他遇到成人携带儿童乞讨时给110打报警电话，但并无下文，基本没用。

　　剖析：执法部门缺乏“儿童神圣”观念

　　在姚建龙看来，究其原因，一方面，司法机关担心追究父母法律责任后无人监护孩子。目前福利院主要救助弃婴、父母双亡的孤儿等，一般不救助这些被父母携带或“租借”给别人行乞的未成年人。观念以及制度的困境影响了对不负责的父母违法行为的处罚，客观上纵容了这些父母的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国内执法部门普遍缺乏“儿童神圣”的观念。他举例说，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美国将儿童神圣化，把儿童保护作为国家事务且为高度优先事项，同时形成儿童保护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美国成功且平稳的完成社会转型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尽管进步时代的美国同样出现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在儿童权益这一底线面前也会战栗。例如，侵害儿童的犯罪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和最强烈的谴责，如果儿童用品出现产品瑕疵则将激起社会的义愤并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他认为，我国执法部门也应该引入和普及“儿童神圣”这一底线观念。他认为，儿童的神圣化是社会转型的稳压器。但近些年来，我国频发的儿童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儿童神圣化的观念与社会文化氛围还远未确立，儿童权益不但没有成为一条“高压线”，而且还成为了唯利是图，甚至宣泄社会不满情绪的渠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呼吁：建儿童全民福利杜绝利用儿童行乞

　　旅美学者薛涌则在微博上建议，要想杜绝携带和利用儿童行乞现象，关键还是建立儿童的全民福利：18岁以下的公民，国家必须保证其教育、医疗、生活的基本权利。乞讨儿一经发现，就进行登记清查，给予其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以及生活补助。同时要健全收养制度，鼓励收养孩子。

　　他认为，父母利用儿童乞讨，和缺乏基本的儿童社会福利有关。国家要保证儿童在教育、医疗、生活上的基本权利。有了普遍的儿童福利，教育父母去申请，就避免他们利用孩子乞讨。明明拿着儿童福利还让孩子乞讨，则可以剥夺抚养权。

　　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有福利。应该说是福利体系。所有未满18岁的公民，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就享受医疗、教育、生活上的补助。教育父母申请这些补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让孩子乞讨，则失去抚养权，并鼓励收养。如果没人收养，才由政府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