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一小镇11人因尘肺病死亡 家境贫穷仅有债务

赵文玉（右三）和他的兄弟们。这个家族有17人被查出尘肺病

赵红霞带着儿子，穿过结冰的河去给丈夫烧三年纸

尚月芳的丈夫在被确诊为尘肺后，为了生活，又去了煤矿打工，结果和儿子一起死在矿上

张太山的女儿只有5个月大。他希望能多活两年，看着女儿再长大一些

　　甘肃古浪黑松驿一个人口只有2万的小镇，近三年确诊127名尘肺病人（全古浪县尘肺患者157人），已有11人死去。

　　这个被死亡笼罩的小镇，正在失去那些乡村劳动力的精华他们怀揣着富裕的梦想去金矿打工，却在几乎没有防护措施的艰辛劳动中，罹患夺命尘肺。

　　甘肃古浪县尘肺矿工生存报告甘肃古浪黑松驿，一个人口只有2万的小镇，在近3年的时间里，先后确诊尘肺病人127人（全古浪县的尘肺患者是157人），其中已有11人死去。这个被死亡笼罩的小镇，正在失去那些乡村劳动力的精华他们怀揣着富裕的梦想去金矿打工，却在几乎没有防护措施的艰辛劳动中，罹患夺命尘肺。如今，伴随着这些壮年男子艰难的呼吸，他们身后的乡村，也日渐荒芜。

　　目前，当地政府、网民，以及不愿“坐着等死”的尘肺患者，已展开了救助和自救行动，但无论是未尽劳动保障责任的矿主，还是疏于监管的政府有关部门，尚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傍晚的阳光透过手缝的布帘子，落在杨自发的遗照上。这是一张年轻的脸，如今躲在冰冷的玻璃镜框后，犹自咧开嘴笑着。

　　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妻子很少见他笑过。他得了尘肺，整天咳，却躲着人。那时，“怪病”的阴影还没有弥漫整个村庄，他心怀恐惧，却不敢对那些和他一起下过矿山的兄弟们说起。

　　一直到他死去2008年春节前夕，他成为甘肃省古浪县尘肺矿工群体中的第二个死亡者。

　　几年过去了。如今，他所在的古浪县黑松驿镇庙台村，及其周围村庄，已陆续有上百人被确诊为尘肺。他们构成人数巨大的古浪县尘肺矿工群体。截至2011年1月13日，这个数字是157人。

　　这些乡村劳动力中的精华、最强壮的男人，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被“尘肺”一一击中。而他们身后的乡村，也正伴随着他们艰难的呼吸，陷入荒芜。

　　他自己拔掉了氧气吸管

　　他整夜坐着不敢躺下，即使跪在炕上，依然喘不上气来。粉尘肆虐的肺部，此时已纤维化，让他无法呼吸。“2008年是我的希望。我要活到那一天，看奥运会！”患病后的杨自发曾给妻子这样说。

　　可他还是没有等到那个举世瞩目的2008年夏天，在2007年的寒冬，距离北京3000公里的荒芜村庄，他走完了36岁的人生。

　　家里的牛卖了，粮食卖了，他在矿山打工挣了钱后买的三轮车也卖了，家里再也凑不出钱了！2007年10月，他从医院回家后，病情开始恶化。

　　他整夜坐着，不敢躺下，即使跪在炕上，依然喘不上气来。粉尘肆虐的肺部，此时已纤维化，让他无法呼吸。“临走的那晚，他用了3罐氧气，一秒钟也不能停。房子里，他吸气的声音大得像打气一样。外面那么冷，他还不停说，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吸不上气来……”妻子赵红霞喃喃地说。

　　晚上9点多，他给妻子说：“我真真把你撇下了，把娃撇下了！”那个夜晚，是赵红霞生命中最寒冷的时刻。窗外飘着大雪，夜里11点，丈夫自己拔掉了氧气吸管，死去了！“我不敢想他受的那些痛苦。”赵红霞的眼泪又打湿了头巾。她拉开衣柜，丈夫当年穿过的外套整整齐齐挂着，洗干净了，看上去体体面面的。“我一件也舍不得烧。”

　　他俩有一段浪漫的乡村爱情。那年，他21岁，她19岁。她家在30公里外的天祝县。他来村里放电影，一眼就瞅上了她。他自己上门来求亲，“虽说个子不高，但人看起来很机灵，父母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他们在县城拍了婚纱照。1997年，他们有了儿子。孩子不到1岁，为了生活，他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相跟着去了1500公里外的矿山。

　　那是酒泉市肃北县的马鬃山，在茫茫戈壁滩上，距离中蒙边境只有80公里。她只听丈夫说过那里的荒凉、矿井下的辛苦，却没想过，最终，那挖出金子、成全了许多百万富翁的“金山”，会吞噬丈夫的命。

　　像候鸟一样，丈夫和村里的壮劳力们，总是在正月没过完时就出门。一走就大半年没音讯，山上没有手机信号，一直到秋天收麦时才回来。

　　时间到了2004年，他回来，说下井时胸闷难受。2005年，病情加重。最终，他在武威市的医院被确诊为尘肺此前，这个病，甚至连县医院的医生都没听说过。

　　死亡带走了他。曾一心想通过矿山打工改变生活的杨自发，留给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是连一粒存粮都没有的家，以及6万多元债务。

　　201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廿二，是杨自发的三周年忌日。赵红霞带着儿子，穿过结了冰的萱马河，去给亡夫烧纸。

　　他死时太年轻，按当地习俗，不能进祖坟。妻子就把他埋在自家田里。那是6亩浇不上水的山地，天旱时，一亩地甚至打不出50斤麦子。

　　“我们来看你了。你最大的遗憾是活着时没有人关注。现在，这些关注你也享受不到了！”赵红霞跪在坟头，洒下一碗泡开的方便面，又哭了。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孩子们上学的钱在哪？生活怎么办？在检查出尘肺后第二年（2008年），杨自虎去了北京打工。

　　当杨自发死去时，村里下过井的男人们还没有想到，厄运正降临到他们头上来。

　　一直到李发忠紧接着死去，人们才被惊醒。李死的时候，和杨自发一样，喘不上气来。在窒息般的痛苦中，脸涨成紫色，两手乱抓，眼睛像要鼓出来一样，十分吓人。

　　在惊恐中反应过来的人们，突然意识到死者都是去过马鬃山金矿打工的人，此前都有咳嗽、胸闷的症状，而在当地医院，这种奇怪的病早期被普遍诊断为“粟粒性结核”。

　　42岁的杨自虎，是死去的第4个尘肺病人。他是杨自发的堂兄。

　　2005年，杨自虎就身体不适。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像以往一样外出打工，所有的重体力活从此都不能再做。

　　可孩子们上学的钱在哪？生活怎么办？在检查出尘肺后第二年，杨自虎去了北京打工。那时正是奥运会前夕，他在北京地铁的工地上，找了份活。

　　打工之余，他去了天安门，还拍照留念。有一张照片，是在繁华的北京街头，背景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他站在人群中，神情忧郁。

　　杨自虎是爱照相的。20多岁时，他就借钱买了一个300元的相机，和兄弟们翻山越岭，给乡亲们拍照。村里的年轻人在工地上干完活，休息时，他也喜欢给他们拍照。在那些发黄的照片上，这些农民工们穿着“土气”，却遥望远方，看起来意气风发。

　　然而，生活击垮了那些曾经的梦想。临去世前，杨自虎在一个破旧的手机上，给自己和妻子银月儿拍了张合影，还做成大头贴。他问妻子：“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那时，妻子心烦，扭过头去，不让他说。如今，42岁的银月儿知道了，那是他留下的祝福，“鼓励我。让我好好活下去。”

　　她记得大儿子7岁时，他第一次上矿山。一去半年，回来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门上的对联都贴上了。他笑嘻嘻地从贴身的兜里掏出1000元钱来。

　　那时候，镇上的干部工资也没这么高呀。1996年前后，他们在县城里的工地上打工，一天8元，在矿山上，一天就能拿到12元！

　　他们就被这多几块钱的工资吸引着，在下苦力干活时，也一度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那1000元，要买年货，买化肥，给孩子交学费……在矿山打工6年，光景好些时，杨自虎给家里买了国产名牌电视机，还买了沙发。

　　他一直希望孩子们走出连绵的祁连山，再不要重蹈自己的命运。可2010年5月，他终于没等到儿子参加高考，带着那没有实现的“梦想”，他结束了艰难的呼吸。

　　一个家族的17个尘肺兄弟

　　在“有钱要大家挣”的想法中，赵氏家族先后有20人投身金矿。2009年在当地政府组织的体检中，其家族的兄弟中17人查出尘肺病。

　　37岁的赵文玉挠着头，无奈地笑着：“都是我把兄弟们带上山的。”

　　在已确诊的古浪县尘肺病群体中，黑松驿镇就有127人。而黑松驿的尘肺病人，又集中在庙台村、萱马河村这两个村庄。

　　赵家在庙台村算大姓。如今，整个家族笼罩在尘肺的阴影中，赵文玉及堂兄弟中有17人被确诊为尘肺。

　　赵文玉是村里最早去马鬃山打工的人之一。那是1996年，他听堂哥赵文海（如今是三期尘肺）说，矿山上工钱高，就拉了村里的一帮青壮年去了，因为“有钱要大家挣”。

　　过完正月十五，他们18个人一路搭车向北，到了酒泉市，老板来接他们，敞篷卡车上包个篷布，他们就挤在车厢里，用棉被裹住自己，在戈壁滩上刺骨的寒风中，奔向“希望”之地。

　　卡车走了一天两夜，他们才来到距肃北县城还有数百公里的马鬃山460金矿。1996年，这一带矿山尚未大规模开发，山上只有一两家个体承包点。

　　赵文玉和张太山他们，由老板指挥，在生硬的地面上，用羊镐、铁锹，先挖出一个“地窝子”来。地洞上面盖了篷布，地上铺了被褥，这就是他们的住处。

　　最早是从地面上挖矿洞，粉尘还小些。待矿洞开始开采，就要打眼放炮，人抱着风钻，就在花岗岩上打下去。往往一通干下来，浓密的粉尘就把人裹得严严实实。

　　为了多挣点钱，赵文玉他们这些最能下苦的壮劳力，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在那个时候，在矿山上干几个月，过年回家时，每个人都能揣个上千元，回到贫穷的村庄，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赵文玉又陆续将自己家族的十多个兄弟带到了马鬃山。他们打工的时间从10年到三四年不等，一直到2009年，在当地政府组织的体检中，赵氏家族的兄弟20人中，17人检查出尘肺病。其中赵文龙已于2008年去世。

　　除了本姓的家族，他们的姻亲中也有不少的尘肺患者。以赵文祥为例，他的两个妹夫都是尘肺病人，一个是武登奇，已死亡；另一个是周俊山，二期尘肺病人，目前是古浪尘肺矿工自救行动中的关键人物。

　　在整个黑松驿，尘肺造成的这种家族式“毁灭”处处可见：萱马河村的马召山家，兄弟4人全是尘肺。其中最小的弟弟马江山，是古浪尘肺病人中病情最重的。今年1月26日，一直在家吸氧的他再次病重，住进了县医院。

　　在庙台村一组，200多人中，就有47个尘肺病人，没得病的壮年男子不超过10个人。

　　如今，已没有人去埋怨当年是谁把自己带上矿山的，因为，几乎每个上过矿山的人都遭遇了尘肺，而且，有的人已经死了。“死亡不过是迟早的事。”51岁的杨进林说。事实上，死亡一直是隐藏在他们心底的阴影。

　　“我唯一的心愿是，能多活两年，把孩子拉扯大一些。”马召山忧郁地说。他回头看着躺在炕上呻吟的80岁老母亲，以及炕下8岁的女儿，一脸愁苦。

　　用了3个月的“一次性”口罩

　　每次用完洗了，接着戴。就这样洗了几次后，其实已经烂掉了。他舍不得扔，就在口罩里塞了些卫生纸，继续用。

　　在古浪县的尘肺病人中，诊断为一期的有48人，三期的有43人，其余均为二期。

　　杨进林是一名三期尘肺病人。三期，意味着病情的严重。在寒冷的冬天，杨进林常常咳嗽，必须随时戴着口罩。

　　杨进林想不通？自己在矿山打工，前后加起来也就半年时间，检查出来就是尘肺三期。

　　“在矿上打工的条件太差了，基本上没有啥防护措施。”他说。

　　杨进林在矿上干的活，是最苦最累的打眼放炮工。一般是3个人一组打炮眼，人抱着风钻，直接在花岗岩上操作，粉尘弥漫，两个人面对面干活，都看不见彼此面目。每当停下时，身上就能抖落几毫米厚的粉尘。

　　杨进林说，他们下井前没有任何培训，也没有任何防护。有时老板会给他们一个一次性的防尘口罩，但因为一个口罩就要扣5块钱，加上矿山上物资匮乏，口罩也不多，矿工们往往会把这个一次性口罩，象征性地长久用下去。

　　杨进林领到的一次性口罩，连着用了3个月，直到他第一次下山才扔掉。每次用完洗了，接着戴。就这样洗了几次后，其实已经烂掉了。他舍不得扔，就在口罩里塞了些卫生纸，继续用。

　　其他的矿工证实，在矿山上，唯一的防护就是这个“一次性口罩”，但因为口罩要扣钱，他们都舍不得用。

　　杨进林曾听人说，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同样是矿山，老板会给矿工们吃些蛋清、猪血，以化解粉尘。他那时就很羡慕。“可在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每天只吃点面片汤。”

　　就这样，这些昔日村庄里最强壮、最能吃苦的人，逐渐被粉尘夺去了劳动能力。“你看我这胳膊，一天比一天细了，没一点劲。”马召山伸出自己的胳膊。曾经，他是兄弟4人中最强壮的，可如今，他再也不能支撑起一个家来。

　　“80后”以及那些活着的人

　　1981年出生的叶祥17岁就上了矿山，一干就是6年，攒了点钱回家娶媳妇，2009年被确诊为尘肺二期。如今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两岁。

　　杨进林的“挑担”叶祥，是尘肺群体中唯一的“80”后，不久前刚过30岁生日。

　　叶祥在1998年上的矿山，那时他只有17岁。一直干到2003年，攒了点钱回家娶媳妇。2009年被确诊为尘肺二期。如今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两岁。

　　叶祥有时会羡慕小学班里的少数几个同学。他们上学出来，去了城里，做了“公家人”。

　　他并不很清楚“80后”这个概念。因为父母去世早，他小学毕业就没有再念书，第一次出门打工就去了马鬃山，结果落下了这个病。

　　事实上，在叶祥之后，村里那些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都不再去金矿打工了。他们有的去了更远的南方，也有的去了内蒙古的煤矿。煤矿上也有粉尘，可“总比在金矿上好”。

　　赵文祥的侄子赵正文，出生于1985年，如今在北京的服装摊上打工。他的父亲，也是二期尘肺。“到我们这一辈，再也不愿意去矿山上冒死了。”赵正文说。

　　如今，在被尘肺阴影笼罩的黑松驿，常常有不好的消息传出。2010年5月，水沟村的尘肺患者马永山，去了乌海的煤矿打工。此前，镇上已要求尘肺患者外出打工要备案，但也有一些人为了支撑就要被疾病拖垮的家，再度外出去讨生活。

　　为了给父亲治病，马永山20岁的儿子先去了乌海煤矿打工，又在煤矿上给父亲找了一个轻松的活儿。马永山就和妻子去了。万没想到，2010年7月，儿子在煤矿上瓦斯中毒，没有救过来。马永山当时气上不来，也死在了矿上。

　　妻子尚月芳哭着回到了村庄。至今，她不敢看儿子的照片，那是儿子在广州当保安时照的，看上去那么高大帅气。

　　如今只剩下一个女儿的尚月芳，在有人问起时，只有呜咽。那是压抑的，憋在胸口的无法化解的悲伤。

　　从2007年至今，在整个黑松驿，已有11个尘肺患者死亡，他们身后留下的是父母妻子和大多未成年的孩子。

　　在一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孩子们被母亲交给娘家抚养。赵红霞把8岁的小儿子交给了自己的弟弟；而杨自虎的妻子银月儿，也把今年上高职但无法供养的大儿子，交给了自己的哥哥。

　　在乡村，失去父亲的孩子被交给外婆家抚养，这是他们的自救方式之一。

　　2010年8月，失去丈夫的赵红霞、银月儿，还有同样失去丈夫的赵文秀3个人相约出去打工。她们去了新疆摘棉花。平常，她们仨喜欢在一起，因为，彼此“有共同的话题”。

　　49岁的尘肺患者武登瑞，则在这个冬天花了25000元，买了辆二手的小面包车。他跑的就是从镇上到村里这段路，他的主要顾客，是往返镇上和村里，取药看病的尘肺病人。他的弟弟武登齐已因尘肺死去，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而33岁的张太山，这名年轻的尘肺患者，则常常站在山路上，远远眺望着附近正在建设中的高架桥。如果不是因为尘肺，他原本有可能在工地上找个活儿，以养活他那年迈的父母和5个月大的女儿，但现在，他只能失落地站在那儿。被尘肺击中的身体正在衰落，而他仍怀着生的希望。

　　本报记者 江雪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