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科学桂冠江浙现象 学者称仍能释放百年热量

　　科学桂冠上的“江浙现象”

　　从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到两院院士，在中国的顶尖级人才中，江浙籍人士均占有最高的比例。江浙地区从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数百年，这样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能释放百年的热量

　　本刊记者/王家敏

　　2011年初，87岁的内科血液专家王振义老先生，因其在白血病治疗研究中的创新性地提出“诱导分化疗法”，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

　　这项设立于2000年的奖项，每年度不超过两位获奖者。过去十余年，吴文俊、谷超豪等18人摘此桂冠。逐一了解这些获奖者，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照籍贯统计，18位获奖者中，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人数最多；其中江苏3人、上海2人、浙江2人，三地相加占总数的约四成。今年获奖者王振义院士，就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华东师范大学人才学教授叶忠海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及民风的不同，各地往往呈现出不同的人才景观。“籍贯或出生地是他们年少时的成长环境，随后的求学经历也与此相关。”

　　科学界的“江浙现象”

　　在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中，年纪最大的91岁，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81岁，少时求学也大约在八十年前。他们大都历经这一代杰出人才成长的路径：曾就读于新式学堂，进国内最好的高等学府，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江浙学人的成长经历，更是一个时代文化教育状况的缩影。

　　20世纪之初，江浙地区较内地更早进入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技术与当地工农业融合。当地人的求学方式和教育理念也因而发生改变，相应的技术学校兴起，新式学校普遍讲授算数理化。作为西学传播的中心，上海形成中国最初的都市，东往上海念大学也成为一时的风潮。例如，今年获奖的王振义是江苏兴化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2008年度获奖者徐光宪出生于浙江绍兴，24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2000年首届获奖者吴文俊在上海出生，21岁时就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

　　如果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人数尚少，不足以说明江浙地区人才辈出的话，那么，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则更具统计学意义。《2009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显示：在1955年至2009年间当选的中科院与工程院院士中，以院士出生地计算，江苏323人居第一位，上海234人居第二，浙江居第三，有223人。这三地总共占两院院士总人数的四成以上，达41.19%。实际上，早在1948年，考古学家夏鼐就发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指出，以出生地来计算，第一届院士以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最多，均为17人，二者共占全体院士的4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级人才中江浙籍人士均独占鳌头，乃至于直到如今，在人们的印象中，带有吴侬软语“腔调”的普通话还是科学、人文大家的另一种“标识”。

　　江浙地区学风浓厚，自南宋以来就是有名的“才子之乡”。据统计，明清时期该地区共产生了202名状元。浙江学者沈登苗认为，“江浙从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数百年，这样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仍能释放百年的热量。”

　　江浙地区上百年的人才延续和聚集，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一道令人称奇的人文景观。其中江苏无锡的鸿声乡更有“院士之乡”的盛誉。当地的钱氏家族自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国学大师钱穆以来，涌现了钱伟长、钱令希、钱临照、钱易、钱俊瑞等杰出的科学人文大家。

　　人才与地域

　　清华大学2007级电子工程系学生朱峰还记得，他的高中母校苏州中学的实验楼就是的钱伟长题的字。低他三级的师弟、2010级软件学院吴晓阳也自豪地说：“母校图书馆的两面墙上，挂的全是出自苏州中学的科学家肖像。”

　　和他们一样，当年19岁的钱伟长，正是从这里考入清华，北上求学。

　　钱伟长以外，苏州中学还先后走出了激光与非线性光学家姚建铨、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物理化学家吴浩青、中国现代光学奠基人龚祖同、计算科学奠基人冯康、高分子科学家钱人元等大师级的人物。

　　而江浙地区出生的院士，更不胜枚举。 人才与地域之间，真是那么密不可分？

　　“人才地理”关系研究始于1923年，地理学家丁文江发表了《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忠海说，“这个"地"不仅仅指自然地理，还有经济形态，民风习俗，甚至是家族传统。无论是书香门第的没落，还是商帮望族的发家，都有"地"的影响。”他将人地关系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小”即是家庭与社交环境，“大”则为地区和国家环境。

　　中国人讲究家道传统，祖辈的影响最为直接，历史上多有子承父业的佳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均是书法大家，北宋杨家将四代人戍守北疆，而晋商、徽商、闽商等商帮家族更是延绵了数百年。

　　地区环境则是抽象的因素，人们多以籍贯为例。同一籍贯的人，由于地区经济、文化传统、教育环境相似，其行为气质也有相近。刚、柔、憨、狡等词汇被用来形容不同的个性气质，它们也将人们引向了迥异的术业倾向。民间有言：中原多侠客，江南多文人，岭南则多术士。

　　放在历史的维度上，地域特征与群体气质也多有变迁。

　　近现代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和唐宋以来经济中心转移的方向一致，人才聚集地逐渐从中原转入长江流域，在南宋时形成了“苏杭人才轴线”。

　　这不仅使得进士人数逐渐南多北寡，其民风气质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齐鲁大地本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近代却有了“山东出响马”的俗语；西南古称蛮夷之地，后民智开化，蜀人渐渐以诗词禀赋扬名。

　　至鸦片战争，这个古老的国度不情愿地敞开了大门，中国地域人才分布，也有了新的坐标系。

　　“通商口岸不仅往来货物，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也随之闯进来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杨念群认为，各地域已经脱离了自给自足的语境，相当大程度上需要考虑外来西方话语的渗透。

　　美国汉学家柯文对此也颇有兴趣。他认为，从地域角度而言，西方冲击造成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反差。沿海地区是商业超过农业，现代多于传统，外向而非内向，因此，中国近代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

　　然而，由于各地域固有的思维不同，各地对西学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内地湖南发起的是洋务运动，是从物质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江浙人喜欢办学堂、学西艺；广东人的行动，则是要传播新的思想。”杨念群认为，正因各个地区的人“分而治之”地接纳了新观念，才构成了近代中国多元而开放的人才局面。

　　人才地理流变

　　今天的名校，大多与清末的西学涌入有不可忽视的联系。

　　当年的南洋公学地处租界，教师大部分留美归国，所用教学全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一百年后，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先后走出钱学森、王安、吴文俊等人。在两院院士中，有200余位都是交大校友。

　　但传教士带来的几本西洋书籍，也仅仅是江浙地区科技人才兴盛的助推器。

　　江浙自有其“考据之学”的渊源，历史学者傅国涌认为，这一学科学本来就是研究社会运行规律，具有现代学科的考证方法，成为江浙一带学术得以细分的基础。早在乾隆年间，江浙旧式书院的课艺内容已经有所伸展，“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

　　及至19世纪末，租界的传教士们建议开设现代专门学堂，所设科目相当细致，有“律法学堂、词章学堂、医理学堂、矿物学堂”。

　　因为研习西学西艺的水平不断提高，上海龙门书院、求志书院等也逐渐改制为专门学堂。上海周边纷至沓来的求知青年，所选课业也开始明显向理工科倾斜。

　　因而，江南人才的类别也随时代转换而变化，杭州师大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所长李最欣介绍，这从江浙钱家可见一斑：钱家宋代有秘书监钱昆，明朝有翰林院编修钱福，到了近现代，就多西学院士了。

　　如果说江浙人转向理工科是“务实”的典例，同样是沿海的岭南地区则有“务虚”的情怀。

　　以香港、澳门为门户，粤人不仅穿洋服、开洋荤，还以办报纸、创学会的方式，首先传播西方现代思想，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影响不仅在仕大夫阶层，连广东“十三姨”也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浪漫形象，在电影中一再展现。

　　事实上，岭南的理想主义气质由来已久。其南部临海、水网交错，交通便利；北部则以山地形态为主，土壤沃饶。如此，岭南地区农商发达，或谋得渔盐之利，或耕织有余，世风奢靡，喜尚新奇。

　　国学大师胡朴安评价说，“粤人好大喜新……有能以新学说、新主义相号召者，倡者一而和者千，数日之内，全省为之相应。”

　　因而，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会”为名，一呼百应；康有为等人一脉相承，试图以基督教新教改革为背景，建立“神权—世俗”的现代君主政体；孙中山，则带来了五权宪法等共和思想，追随者亦众。

　　面对西方文明，岭南人从其思维习惯，将文化变革作为价值取向，杨念群说，“正是理想主义的奔走呼号，成就了中国最初的思想启蒙。”

　　人才分布总是在历史与地理两个维度上交错，时至今日，因“籍贯”而产生的人才差异已远不如百年前显著，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也更为多元化。

　　“人们需要的是自由发展，成才也不拘一格。” 傅国涌认为，人才的范畴不再拘泥于学术及研究领域，各行的佼佼者，只要有一技之长，皆可称为“人才”。

　　沿着钱伟长当年的求学之路，从苏州中学走到清华大学的吴晓阳，也并没有为自己规划一个纯科研的未来。他的计划是毕业之后创业。有趣的是，这个男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母校毕业名人不是科学家钱伟长，而是排球教练袁伟民。(本刊记者钱炜对此文亦有贡献)

　　钱伟长和无锡“钱家”

　　本刊记者/王家敏(发自无锡、上海)

　　无锡“钱氏故居”前，有一条名为啸傲泾的小河，连接七房桥与荡口镇，东往苏州。据说，钱家人为它起名“放生官河”。钱氏子弟曾在此坐船，东往苏州求学，再经由上海出国留学。古稀之年的钱伟长重返故居，曾在这条小河前长久矗立。

　　作为科学界“三钱”，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同宗于吴越国王钱，祖籍江浙水乡。这里鱼米富饶，成为近代中国最繁荣的地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被迫开放；这里的人重商好学，也成为“西学东渐”最初的见证者。

　　20世纪以来，江浙地区民间思想活跃，人才蓬勃。此地一直以来“盛产”院士，便是明证。值得一提的是，两院院士中有海外留学背景者约占37.25%。“其中江浙人士也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杨宗认为，江浙是开放之地，因而留学者众多，“其中钱氏家族院士10人中，多数有留洋求学的经历。”

　　书香门第

　　江苏无锡，鸿声乡七房桥村。

　　岔路口往里，是一座建造中的古式大宅。槐树缝隙处大约可见木质梁柱，齐密的瓦架也搭建起来。当地居民热心地为来访者指路，不无自豪地说，“这里出了大人才。”

　　这便是钱家故居，原名“五世同堂”。老宅已在文革期间拆损殆尽，后来陆续新建了民居。2009年起，这里搬迁腾空，由政府出资，重新修建钱氏故居。理由之一，便是这里走出了国学大师钱穆和中科院院士钱伟长。而整个鸿声地区，先后有10位院士和学部委员——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钟韩、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钱俊瑞。

　　“从1972年开始，钱伟长几乎年年到七房桥的老屋来，对家乡的感情非常深厚。”钱伟长的堂侄钱煜说，“他有时候会在老宅门前的河边站很久，也不说什么话。”

　　在建的大宅位于河北岸，保留了江南建筑的飞檐高挺，青瓦雕栏。宅邸共七进，进深宽阔，皆有东西厢房。在第二进东厢房的台阶上，还保留着乾隆年间的石刻铭文。

　　大约100年前，钱伟长就出生在这座七进大宅里。他和父亲钱声一、四叔钱穆同住第三进，居所题名：素书堂。

　　多年后，钱伟长这样描述父辈所给予他的熏陶：“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就作了我的国文老师。”

　　“家人回忆，钱伟长3岁时，就随其父课堂旁听，摇头晃脑。” 钱煜说。

　　钱家多习书人。钱伟长祖上三代都是乡村教师。钱伟长祖父承沛公是清朝末榜秀才，在荡口镇设私塾。而后钱声一、钱穆也在荡口镇各小学任教。而无锡另一支脉中，钱临照、钱令希两兄弟之父钱伯圭则在荡口镇果育学校从教。

　　事实上，“钱家院士”都出自相似的书香家庭。钱学森的父亲是教育家钱均夫，钱三强之父是国学家钱玄同。现年58岁的美国科学院院士钱永健，则是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榘之子。

　　“钱氏历代知书达理，不仅家族基因好，后天也受到家族氛围的潜移默化。”上海钱氏联谊会副会长钱宗保这样解释。他退休前是一名船舶工程师。他认为尽管钱氏各支系分散，但大都保留着祖辈勤书好学的传统。

　　钱宗保还保留着一本民国时期编纂的《钱氏家乘》，其中翔实记载着“钱氏家训”，共635字，阐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方面的修身及公德之道，告诫：为官则“执法如山，守身如玉”；交友则“救灾周急，排难解纷”。

　　“人们熟悉的还有朱子家训，颜氏家训，内容大都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杭州师大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所长李最欣认为，名门望族多有类似家训，这对家族子弟的成长起着暗示、鼓舞和指引方向的作用。

　　新式学堂

　　钱氏“五世同堂”东侧的弄堂内，便是“钱氏私立又新小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式小学。

　　1901年，清廷颁布兴新学诏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钱氏私立又新小学创立于1908年，钱伟长的父亲钱声一是第一任校长，聘有两名教师，一文一理。学校大致按照清廷1903年颁布的《初等小学堂章程》开设课程，教授科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

　　“附近钱氏子弟来义学读书，无论贫富都是免费。”钱煜介绍说，学校开支均由钱氏“怀海义庄”出资。不仅钱家如此，江浙地区有名的华家、陆家、荣家等也创办有私立义学，甚至是地区公益学校，广泛招收附近学生。

　　富而办学，是江浙一带大家族的传统。

　　上海钱氏联谊会副会长钱宗保说，“除义庄出资，富商也会捐建学校。比如宁波慈城镇的钱荫堂曾在北京开当铺，赚了不少钱，回家乡就捐建了义学。”遗憾的是，在钱氏后人修缮家谱时，这些当年惠及乡里的小学堂已经不可考了。

　　因在文革期间被借用，钱氏私立又新小学幸能存留。钱家人还藏留着老校牌，字迹依稀可以辨认。小学堂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格局：两间教室，东西相对；宽敞的院落里，栽有两棵桂花树。只不过昔日的小课桌，如今换上了供观光的仿旧桌椅，前方白墙上写着：“读书、报国、修德、为民”。

　　但钱伟长无缘于这所父亲一手创办的小学。他4岁时，家宅失火，旧宅被焚，钱声一与钱穆举家迁居荡口，两人先是担任荡口镇鸿模小学教师，后又创建了后宅镇小学。1926年，无锡县成立了县初中，钱声一受聘教务主任兼授中国历史。

　　钱伟长5岁入学，也跟随父辈，先是读鸿模小学、后宅镇小学，后又进入县立初中。1928年，钱伟长16岁，以殿军末榜考入省立苏州高中。他从一个小镇，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苏州高中的前身是苏州府学，清朝时内设紫阳书院。1904年，紫阳书院改制扩建为江苏师范学堂，民国时更名为江苏省立苏州高中。“新学改制后，人们普遍开始异地求学，从乡村小学到县级初中，再到省级高中。”钱宗保说，江浙地区因经济繁盛、交通发达，使得学生升学更加便利，教师的流动也成为可能。

　　这使得苏州高中在当时也聚集了一批学界领袖。多年以后，钱伟长在自传中回顾：时任校长汪懋祖先生请来了很多当时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其中有：钱穆，时任首席国文教师；西洋史教师杨人，建国后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英文教师沈同洽，后是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

　　有如此之多重量级的教师施教，学生自然也不会是等闲之辈。从这所学堂里走出来的，除钱伟长外，还有教育家叶圣陶，史学家胡绳、顾颉刚，物理学家李政道等。

　　弃文从理

　　事实上，由于江苏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水利条件，自唐以后，始终是中国经济最繁华的地区。这种经济优势到了1840年代更加明显。那时，江苏南部原来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并设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转眼之间，就变成一个集贸易、金融国际化的大都会。

　　而由于人口众多，读书人更要比外省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方能有所展露。

　　在钱伟长考入省立苏州高中的前一年，上海已经脱离江苏成为独立的院辖市。江浙一带学生成为了“西学东渐”最早的见证者。钱伟长原本不擅长理学。他承认，是在苏州高中时才开始补学“自己小学时候不甚喜爱”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数学老师严晓帆还给他额外辅导补课，在自修室熄灯后，允许他到办公室共灯夜读。尽管如此，钱伟长的自我评价仍是“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

　　1931年，“严重偏科”的钱伟长考入了清华大学。他晚年时总结，此因两幸。一是有幸得到实业家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的资助，以继续求学；再者，当时的大学并不分科录取。钱伟长因文史等学科成绩满分，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居然得到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所大学的接纳。

　　钱伟长选择了清华文学院。入学第三天，日本占领东三省，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钱伟长更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弃文从理。

　　钱伟长向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试读一年后，钱伟长和物理系的10名同学一起升入了二年级，直至顺利毕业。

　　两年以后，钱三强也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钱学森则在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

　　“个人选择还有偶然因素，但这股 弃文从理之风是顺势而成。”历史学者傅国涌认为，江浙地区重教育，好科举，“但1905年前后，清廷改革学制，科举废除，摆在人们面前的新出路，就是西学。”

　　人们确实逐渐接受了西方科学，学科也是五花八门。仅就1907年统计，江浙地区在高等学堂、法政、工业学堂就学的人数居多，学习理化和工科的学生人数400余人，比法政和文科学生人数多近100人。浙江还专门设有实业预科学堂。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念群则认为，西学之风，江浙地区走在前列，不仅有地理和经济方面的优势，和当地文化官吏大力推行有重要关系，还与江浙学术专门化的传统相关，“这一带最早形成了类似于西方科学的学术团体，所以在新文化运动前夕，他们率先举起了"科学崇拜"的旗帜。”

　　出洋留学

　　钱伟长的求学之路和其他江南学子大体相同：新式小学——省立高中——大学——留学。王扬宗说，“他们辗转外出留学，得到的回报是师从国际一流科学家，仅三十岁左右就取得了优秀的科研成果。”

　　第一批晚清政府公派留学生大多是岭南“出身贫寒”的幼童，当时背井离乡、海外求学被当成“苦差事”。但很快，江浙一带的学子眼目亦开，纷纷知晓了西学的好处，争相考取庚子留学资格。据统计，1872至1949年留美人数前三甲中，上海为2640人，江苏1431人，广东1282人。因为家道殷实，不能考取公派的富家子弟亦能自费留学。

　　“钱家院士”大都有留学经历。钱钟韩1933年至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钱临照、钱令希两兄弟1936年分别赴英国伦敦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钱三强则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习。

　　1939年，钱伟长参加了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8月，考取名单公布，其中就有钱伟长、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等人。

　　不巧正值二战爆发，钱伟长等人两次出海未能成行，庚款会转而安排他们去加拿大学习。1940年9月14日，一行人抵温哥华，再改乘火车，3天后抵达了多伦多大学。

　　27岁的钱伟长，就在这里开始了他新的求学生涯。

　　半个世纪后，耄耋之年的钱伟长再归故里，啸傲泾仍如当年一样，时急时缓地流淌着。但钱氏老宅周围的环境已与当年相去甚远。鸿声乡现已划为无锡工业开发区，故居所处的位置，北靠主干公路，西临着嘈杂的机械厂。那个幽静得只听得到划水声的小乡村，一去不复返了。当年顺流求学的蓬勃少年们，也带走一身江南书香，散落各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