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朱宗涵看来，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在本专科阶段的儿科学教学安排远远少于原儿科学专业，只具备最初级的儿科知识；其余两种来源的儿科医生，本来所占比例就很小，而且他们仅在儿科学的某个四级学科中（如儿科学下儿内科中的消化专业）或其他二级学科（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等）学习了很狭窄的专业知识，因此，在中国儿科专科培训制度和体系均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培养成为合格的儿科医师，难度很大。

　　丁洁对儿科系的关闭并未显现出太多忧虑。“我的观点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我觉得好的儿科医生，其出身未必一定是儿科系。儿科系出身的儿科医生，其专业思想比较稳固，能很快进入角色，但临床医疗系出身的儿科医生，视野更为开阔，未必就不能成长为好的儿科大夫。”

　　朱宗涵对儿科系关闭的担忧还与目前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不够健全、培训基地严重不足有关。在他看来，多数培训基地只能满足本单位的需要，而基层医院和综合性医院儿科缺少儿科专科机构中系统的、规范化的临床技能培训条件，无诊治儿童急性传染病的能力，无固定的儿童急救专业培训条件。“加之儿科在医院地位较低，培训经费困难，医生接受培训和外出学习机会较少，专业知识、专业理论、专业技能较差，临床经验不足，应急能力较差，对危重病抢救能力不足。”

　　朱宗涵春节前去基层医院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医院基本没有专职的儿科医生，医生往往同时负责内科、儿科，缺乏儿科专业能力，基本没有儿科抢救设备，即便配了设备，也多没有经过系统培训。

　　针对儿童看病难的矛盾，北京市卫生局在采访回函中表示，该市已计划“规划建设1～2所新的儿童医疗机构，提升儿童就医服务能力”，但由于“新建儿童医院尚未选址，且建设周期漫长，医院正式投入运营的时间不能确定，目前仍以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提升儿童诊疗服务能力为主”。

　　与北京一样，天津、南京等地都将增建儿童专科医院以缓解儿童看病难。

　　而在朱宗涵的设想里，三级医疗资源的合理分布应呈金字塔状，即基层医院应承担最重要的医疗服务内容。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基层儿科的服务能力，特别是培养社区儿科医生，不但使基层儿科的硬件设备提高，还要使基层儿科有良医，这样老百姓才会愿意去，儿童看病难才能迎刃而解。”朱宗涵说。

　　这显然是一个更为困难的设计。□（应被采访者要求，沈医生为化名）

　　《瞭望》文章：“我真的会惋惜自己被现实打败”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专业上的，而是反复问各个老师“您怎么平衡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的心态”，现在我体会，此问无解

　　口述/北京某三甲医院儿科医生

　　记录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请原谅我隐瞒自己的真实信息，我怕自己说的真话会伤害一些我本无意伤害的人。

　　要说我学医，确有家庭渊源。我姥爷是当地的老中医，我3个姨、1个舅都学医，但现在还坚持当医生的只剩下1个姨了。这些搞过医的姨姨舅舅，他们的孩子都坚决不学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