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人扭头就走了”
你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嘿嘿，本人相亲中。我妈说了，下了班累得跟死狗似的，哪儿有时间谈男朋友呀？
要说我还真算幸运的，我妈现在退休了，专职给我做饭。我到家一般是中午12点，有时是晚上七八点，一到家倒头就睡，我妈大气都不敢出，说不能打扰我睡觉，我好不容易才睡个囫囵觉。
我家就我一个孩子，我现在也不小了，可我家里什么事都指不上我。昨天我妈还说你陪我去逛超市吧，我说我宁肯在家睡觉。这是真心话，也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下了班还能勉强出去跟人吃个饭，现在我是“三不政策”——不逛街、不上网、不交男朋友。
大学的时候，我那些学工科的同学跟我说“真痛苦，每天都有4节课”，我真想揍他们，我可是每天至少要上8节课的。大学谈恋爱那会儿，我们在一起吃饭、上自习就算是谈恋爱了，顶多有时候看书看累了，跟男朋友出去溜达一趟回来接着看书，这就算是相当幸福了。
也有朋友问过我，你家里人能接受你目前的工作状态吗，我只能嘿嘿一乐：“我父母是能接受了，将来那位能不能接受我还不知道。”
那天遇到一搞金融的，一听说我5天要上一个夜班，还不是两天的频率哦，人扭头就走了。
我说了这么多儿科医生的苦和累，其实这不是我感受到的全部。假如我抢救过来一个患者，哪怕我挣不上什么钱，家长也没个感谢，但我内心真是充满了成就感，我觉得这种成就感是别的行业无法体会的。
你问我灰色收入？这没什么好隐晦的，对一些医生来说，药品回扣确实存在，但儿科是业内公认最清廉的科室之一，因为小孩子用药很少。一个同行说，要是收入能体现我付出的80%，我不拿回扣，60%我也不拿回扣，40%我也可以不拿回扣，可为什么只有20%？我有同学既不愿意昧着良心拿回扣，又不甘于受委屈接受那么低的收入，于是跳槽去了某外资医院，每个病人诊疗费100美元，给他自己约50美元，他说我现在做医生做得很安心，因为这50美元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是我个人能力的真实体现，而且我可以一个病人认认真真地看个把小时，病人满意，我也不容易出差错。
其实，没有人愿意昧着良心拿灰色收入，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多从制度层面去考虑，不可能单单是医生这个群体整体道德败坏吧，一定跟制度有关。要我说，中国的很多医生就是靠良心在支撑，但能支撑多久那还真不好说。
至于儿科大夫，我和身边一些三甲医院的朋友聊过，大家的总结是，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来的姑娘，都是嫁了个好老公的，而且老公还能挣钱。
我刚说过我算幸运的，你看我在北京，我父母给我出首付买了套房，吃饭也是蹭他们的，我现在的工资还了房贷也不剩什么了。我们科有些医生可能就还得租房、吃饭，那点工资不紧张才怪。所以，儿科大夫男的少，即便干了几年也就下海卖药、卖医疗器械去了，男的不是得养家糊口吗？
你问我是不是就打算这么度过儿科医生这“高风险、低收入”的一生，说实在的，我还真觉得干儿科挺好，我也挺想当个好医生，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转行，那我真的会惋惜自己被现实打败。□
《瞭望》文章：儿童的“药物危机”
监测表明，中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是成人的2倍，新生儿更是达到4倍，中国每年死于不良用药者的1/3都是儿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中国儿童约占总人口数的20%，但属于他们的药物只占总药品数的2%。
在“无药可用”的现实下，特别是Ⅱ型糖尿病、抑郁症等疾病在儿童中的发病率日趋走高的背景下，儿童不得不将针对成人的药物，缩减药量加以服用。
医学证据显示，儿童和成年人对药物的反应差异很大，一种对成年人有效的药物也许并不适用于儿童，同样的差别甚至存在于不同年龄、体重和身体状况的儿童之间。
由于这些药物的依据来自成人药物的临床试验，而儿童与药物代谢、解毒功能密切相关的脏器，如肝、肾等都在生长发育中，跟成人有较大差异，故很可能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监测表明，中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是成人的2倍，新生儿更是达到4倍，中国每年死于不良用药者的1/3都是儿童。
换言之，这些药物不良反应在成人临床试验中无法预知、后果难料。惨痛的教训包括沙利度胺致“海豹肢畸形”婴儿、氯霉素致“灰婴综合征”等，其他诸如扑尔敏易致儿童烦躁、新霉素滴耳剂可致婴儿听力受损、滴鼻净可引发小儿中毒等，也都让家庭和社会付出难以计量的代价。
除“无药可用”外，“用药不当”也正不断暴露弊端——“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滥用导致的药源性疾病正不断夺走儿童的健康。
显然，中国儿童正面临一场“药物危机”。
对此，中国儿童卫生保健疾病防治指导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WHO）儿童卫生合作中心主任戴耀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国儿童药物的现状需要尽快改观，政府、企业、公众应当携手，为儿童量身定制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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