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基层医院儿科出现萎缩 医师面临老龄化难题

　　“药物危机”背后

　　“无药可用”、“用药不当”的背后，隐藏着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缺乏这一棘手难题。

　　为避免儿童参与临床试验的风险，在涉及儿童药物临床试验时，医学伦理规范性文件一般会要求儿童临床试验必须获得儿童受试者法定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等。但从全球来看，肯让孩子去做“小白鼠”的家长凤毛麟角。

　　这又带来新的风险——缺少儿童群体的临床试验，很难真正获得安全有效的儿童药物。

　　这个矛盾正在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

　　资料显示，美国自1994年要求所有新药申请说明书必须提供儿童用药信息后，1998年制定“儿科优先”目录，将每年处方量较大的药物列入目录并规定必须在其说明书中增加儿童用药信息。为鼓励制药公司进行儿科临床试验，美国确定对药品说明书提供儿科用药信息的产品给予6个月的专利延长期。

　　2007年，欧盟实施新的《儿科药品管理规章》，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法律框架内引入药品“儿科研究计划”（PIP），确保用于儿童的药品研究工作成为药品研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将其整合至成人药品研发计划中。此外，其还规定自2008年7月26日起，申请新药必须提交PIP，自2009年1月26日起，申请新适应症也必须提交PIP。

　　日本厚生省医药安全局于2000年12月颁布《儿童药品临床试验指南》，并实行延长药品复审年限的政策以鼓励制药企业从事儿童药物临床试验。

　　中国的儿科药理基地建设始于上世纪80年代。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公告，截至2009年7月14日，获得药物临床试验资格认定的儿科专业增加到46个，但仍仅占获得资格认定专业数的2.4%。同时，各专业的数量分布也不平衡：中医儿科16个，小儿呼吸专业9个，小儿肾病、内分泌、神经病学、感染专业各3个，小儿消化、心脏病专业各2个，小儿血液病、皮肤、肿瘤、遗传代谢、普通外科专业各1个。

　　此种情况显然难以满足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的需要。□（本文得到《儿科药学杂志》梁颖文先生的帮助）

    《瞭望》文章：儿科告急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梁启超憧憬一个“少年中国”，留下了“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的激情文字。

　　2011年的今天，虽然儿童的健康水平已有提高，但隐忧已现：综合性医院的儿科渐渐萎缩，儿童药物严重不足，儿科医生正逐渐撤离岗位。

　　在公立医院运行主要依靠药品、检查收入的背景下，因为儿童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收费项目少，医疗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儿科日益沦落为医院的“边缘”科室，缩减儿科病床的有之，取消儿科病房的有之，撤销儿科的亦有之。有人甚至提出：“综合医院儿科不断‘萎缩’乃至被撤销是大势所趋。”

　　在综合性医院儿科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儿科医生青黄不接、捉襟见肘也即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位资深儿科医生告诉笔者，她毕业时，“儿科系出来的都抢着要，现在是没人愿意干儿科”，因为儿科“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这在全国综合性医院都是“铁一样的事实”。

　　于是，鲜有医学生主动要求进儿科，即便进了儿科的医生，也往往会被“残酷”的现实打败，想方设法离开这个“医院不待见、家长不理解、自己也想不通”的地方。

　　而综合性医院儿科的江河日下、儿科医生的后继乏人，无疑加剧了儿童看病难——为避免耽误孩子，家长往往不得不长途奔波、扎堆去儿童专科医院就医。以北京市为例，2009年，该市两家大型儿童专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的门急诊人数和出院人数分别占到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儿科就诊量的46.5%和51.3%。

　　为突破困局，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不少地方提出新建儿童专科医院、强制综合性医院恢复儿科等策略。

　　上述举措可望缓解儿童挂号难、看病难的矛盾，但并未触及儿科发展危机的根源——人才流失。有评论指出，如果大多数医学生仍然将儿科作为最先排除的方向、如果大多数儿科医生仍然在儿科岗位上谋划着跳槽转行，那么，儿科就仍然将在寒冬中瑟缩。

　　此外，儿童药物缺乏导致的“无药可用”、“用药不当”，特别是临床“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滥用引发的药源性疾病，以及一些重要儿童疾病缺少权威指导等问题也都危及儿童健康。

　　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作出适当的政策安排。否则，缺医、少药，儿童的健康将以何维系？没有健康，又何谈“智”、“富”、“强”？（文/张冉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