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千辛万苦赴京求医 大病小病再难也要进京

千辛万苦赴京求医(漫画)

　　大病小病跑北京，千方百计找专家，见佛烧香塞红包。看病难、看病贵的焦点都在大医院，网上盛传北京市儿童医院挂号排队的照片可谓触目惊心，蜿蜒委蛇的长队曲里拐弯到了大街上。2010年12月，记者在北京调查发现，在各大医院蜂拥而来的外地患者中，山西人的数量相当可观，千辛万苦的求医路上，隐藏的问题发人深思。　　

　　住院各显神通医托高价贩号

    “快来！”2010年12月13日清早，省城某单位的小刘还没起床，就被朋友王林的电话叫醒。去年5月，王林在临汾老家被查出患有肾上腺肿瘤，为了保险起见，王林12月6日去了北京准备做手术。在名医网上查询，北大附属医院是治疗此病的权威，可是几天过去，专家号始终没有挂上，他想起了小刘，小刘有同学在北大附属医院工作。“我当晚赶到北京，14日早上和王林准备再次尝试去挂号，才7点来钟，医院门口待进的车辆已经排成了几百米的长龙，半个小时出租车才挪动了20来米。”小刘说，他们赶紧下车，气喘吁吁跑了300多米进了挂号大厅，一咨询，专家号已经告罄。　　

　　小刘赶快拨通了同学的手机，原来人家在北京大学另一个附属医院。“偌大的北京，附属医院有好几所，正是上班高峰，我们赶紧又打车往同学那里赶，找来找去，见到同学小张时已经中午了。”几经商量，王林决定就在小张的医院做手术，毕竟有熟人放心。　　

　　15日下午，王林和小刘顺利地见到了小张联系好的泌尿科专家刘大夫。“刘大夫看了片子，问了病情，开了10天的药，然后说现在没有床位，10天后再来找他办理入院。”折腾十来天，总算有了眉目，王林回到宾馆按时服药，25日入院，27日微创手术顺利完成，31日出院手续办理完毕。前后耗时近一个月时间，真正住院治疗不到一周。　　

　　相对而言，王林已属幸运，更多的患者得依靠医托。2010年12月23日早上6时，北京知名的某部队医院，门诊挂号大厅被排队挂号的人群挤得连步子都迈不开，上午8时，来自阳泉的吴先生满脸无奈地从人群中挤出来，他已经连续3天蹲守在这个挂号大厅，但专家号依然没有挂上，住在宾馆的老母亲当天仍然无法入院。　　

　　漫长等待后，他最恨的就是医托，但最终，他不得不选择医托，并发自内心的感谢医托。300元的特需门诊号，吴先生花2000元买到手。后来，记者再没见到吴先生，但比挂号更难的是住院问题。　　

　　在某大医院，在问清楚要挂的专家名字后，医托给出了挂号带住院5000元的价格，记者表示有点贵，他就不再搭理我们。在中国肿瘤医院，情况几乎一样，医托给出5000元的价格，而且必须先交30%订金。在北京其他知名医院，虽然价格有所不等，但医托基本上都是一口价。　

　　北京市卫生局的一份资料显示，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其中70%以上来自于外地。进京看病大军加剧了北京医疗资源的紧缺，在有限的幸运正常挂号入院患者的背后，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关系户和医托的链条。就连小张也抱怨，他最发愁的就是老家来人看病，每次都得找同事帮忙，每次穿着白大褂领着患者径直穿过候诊区的人群加塞进专家诊室时，“良心都会不安，忍受着其他患者或羡慕或厌恶的目光，咱们‘享受’特权，虽然也是为了病人，但毕竟破坏了秩序。”　

　　红包能送就送重在心理安慰

    “红包送不送？当然能送就送！”2010年12月22日，北京一家以治疗肺癌闻名的医院大门口，正在给老父亲买水果的张先生说。他来自山西朔州市平鲁区，两个月前陪父亲来北京治疗肺癌，先是在某知名部队医院，后来转诊到这里。“两次入院都找熟人帮的忙，还没有花什么冤枉钱，只是多赔赔笑脸，送点土特产。”张先生在老家办企业，经济还算宽裕。　　

　　“可入院以后，才发现光靠熟人不行。医生护士对咱们虽然不是横眉冷对，但也绝对谈不上热情，每次查房时脸都紧绷绷的，没有表情，你想问个病情，三言两语就打发了，绝无二话。再加上咱是外地人，方言重，有时结结巴巴还没有问完，人家装作听不懂，摆摆手就转身离去了。其实，我们家属又能问个啥呢？只指望能听一两句安慰话，图个心情轻松。他们一走，老父亲就会轻轻叹气，做儿女的听了心里肯定不是个滋味。”犹豫再三，张先生还是决定送个红包，因为还有手术以及后续治疗在等着。　　

　　“说来不怕你见笑，第一次送红包时我精心准备了个信封，塞了3000元钱，那天晚上看见楼道上安静了，我就蹑手蹑脚去找值班医生，一边走一边思谋见了大夫怎么说，如果人家推辞该怎么办。结果到了值班室，我刚掏出信封说了句大夫你好，人家就一手拉开抽屉一手接过信封放了进去，问清床号和姓名，就又埋头整理病例了，前后没有超过2分钟。出了值班室，我都为自己先头的想法感到可笑，咱办企业也经常请客送礼，但从来都是或真或假地推辞两个来回，想不到给医生送礼也太简单了。第二天早上查房时，那个大夫果然就在我父亲的床前主动地多问了问，虽然只是几句‘睡眠好不好，吃饭行不行，这病问题不大’，但父亲看上去明显精神状态好了许多，我心里也踏实了。”　　

　　尝到送红包带来的“踏实”感觉，张先生这下见佛就烧香。“现在我父亲已在术后恢复期，算了算花销，十来万出去了，其中三四万是送了红包。你看我买水果也是两份，另外一份准备送给护士站的小姑娘们。”　　

　　当天，在某知名部队医院住院部的休息区，来自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在该院已经化疗4次，每次住院都很容易，因为他的外甥女是该院的工作人员。不过他悄悄告诉记者，关系归关系，给医生的意思还得给，一些“潜规则”必须遵守。　　

　　据了解，目前，送给医生的红包类型共有五种：感激型、风俗型、安心型、暗示型和勒索型，而这些全属于违规行为。红包送与不送，其实完全取决于患者及家属的心态。采访中，301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多名大夫都向记者表示，医护人员其实对患者都会尽可能地严谨治疗，因为接诊压力大，所以不可能对每位患者都笑脸相迎，但如果为了求心安而去送红包则大可不必，“纯属花冤枉钱，社会上有个怪论，说手术前一定要撒红包，什么人都不能漏，像麻醉师，不给钱他就减少你的麻药，其实这都是非常可笑的说法。就拿麻醉来说，一个手术小组由四五个人组成，病人该下多少麻醉药，是有一套标准制度的，哪能随意下药！这些都是常识。”　　

　　大病小病进京加剧资源之争

    2010年12月22日上午9时，北大人民医院北门前的街边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车龙，一直延伸拐弯到北礼士路，司机们都坐在车内平静地等待。门卫告诉记者：“地下车库容量有限，现在汽车太多了，每天早上不到8时，就开始出现汽车排队的长龙，就这么点儿车位，我们只能是缓缓放行，腾出一个车位进一辆……”他介绍，该医院周一的时候车最多，平时也不少，车位根本不够用。周一至周五，早上7时30分前后和下午1时左右是两个高峰期，中午11时有所缓解。“北门正对着卫生部，部里的车辆和看病的车辆经常因为进出搅在一起，秩序就更乱，大部分的北京司机已经是见怪不怪能够安心等待听从指挥，碰上个外地车胡乱加塞，可得好半天疏导。”他说，进出医院的外地车辆占到三成以上，“北京人对交通熟悉，除了老年人出行不便，一般会选择乘坐公交地铁，外地人来看病，只要有条件，大部分都会自带车辆。”　　

　　301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据他了解，来北京看病的外地患者，以山西、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北方省份的居多，其中，山西人的比例最大。“山西人来北京看病的分三类，一是确实是病情需要在北京确诊或治疗的普通患者，二是有钱的企业家及家属，三是部分小有权势的地方官员及家属。北京的就医花费肯定比在地方上大得多，且不说正常的医疗花费，就是吃住行等衍生的花费数目都很是惊人，一般患者若有几分奈何绝对不会选择赴京看病。而后两者就不同了，企业家有钱，官员们有人给他花钱，大病小病都要来北京，我曾接触过山西一个处级干部来京看中耳炎，这病在当地完全可以治疗，但随从来了六七个，两辆车，浩浩荡荡。此外，据我了解，山西还有不少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将中高管理层的健康体检也选择在北京各大医院，这些人来了后，体检出来稍有不适，就会选择就地诊疗，本来是常见的健康指标稍有异常，也会大动干戈，挂专家号，逐项再次化验，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纷争。”　　

　　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的30%又集中在大医院。每年到大医院就诊的人群，有80%左右是在基层医院即可解决的常见病、多发病。　　

　　本报记者 赵 轶 杜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