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重庆晨报
铅锌矿的遭遇
2月18日晚，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病房。本报记者采访了乐山市沐川县尘肺病患者陈谢忠和刘光枢。
38岁的单身汉陈谢忠，是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炮房村村民。1990年3月，还不满17周岁的他就跟着同村的伙伴前往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铅锌矿打工。
这是陈谢忠第一次出门打工，也是注定了一生命运的出行。此后的13年，他把自己交给铅锌矿。直到发现身体不适，8年来一直与尘肺病抗争着。
“他能活到现在简直就是奇迹。”工友，也是病友刘光枢这样说。
陈谢忠说：四川甘洛县赤普埃袋矿区，是一个方圆20平方公里的大矿区，有赤普和埃袋两个矿区。
“在铅锌矿的13年，除了第一个月当学徒工，我一直干炮工。”陈谢忠有气无力地说，“矿上用的都是干钻，打眼放炮粉尘很大，也没有风机，只要上班，就一直都在粉尘中工作。”
他说，巷道内粉尘弥漫，十分呛人。2．2米的钻杆，矿灯照不到打眼的地方。必须有工友的帮助，才能找准打眼的位置。一个班下来，身上一层厚厚的粉尘。
当时觉得打眼放炮是技术活，比背矿石轻松，还能多挣钱。就这样，从300元一个月，到后来的2000元，陈谢忠换了5个老板，工资涨了六七倍。直到2003年非典时期，陈谢忠因咳嗽吐血才没去铅锌矿。
直到2004年9月20日，沐川县沐溪镇围墙村36岁的村民舒治俊因尘肺病死亡，他才明白自己也得了这可怕的怪病。
此前，陈谢忠在山西运城结核病医院当肺结核治疗了近两年。仅有的2万多积蓄全部花完，还借了兄弟姐妹的钱。
2005年，开始变卖家里值钱的家当。“能卖的东西全部卖完，也没治好病”。
2006年，父母双亡，独自一人生活而又失去劳动能力的陈谢忠，每月靠25元低保勉强度日。后来，2008年增加到50元，2010年，可以拿到60元了。
“现在病情越来越重，却无钱治病，借款也无法偿还。”他说，“好在经过两年的努力，于2010年4月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但由于没有相关的劳动关系，索赔至今没有任何希望。”
艰难维权
在凉山州甘洛县铅锌矿打工诊断为尘肺病的乐山市60名尘肺病农民工中，犍为县有20人，马边县2人，最多的沐川县有38人。
沐川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陈谢忠所在的武圣乡有15人，刘光枢所在的沐溪镇17人，建和乡5人。
自乐山市沐川县第一例尘肺病患者舒治俊2004年9月20日病故，王祖全、付代金、杜正才、胡其华、何燕、舒其昌、舒从友、何青凯等9位在甘洛县铅锌矿打工的沐川县村民因尘肺病相继死亡。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山村。失去劳动能力的村民们断绝了经济来源，贫困山区的经济条件不仅约束着患者的治疗，困难无助的家庭不少孩子也因此失学。
2004年初，村民们开始向县政府及县司法局进行维权求助。尽管沐川县将尘肺病家庭纳入低保，但一个贫困县的经济补偿能力依然有限。
2009年4月，患者联名向四川省劳动部门寻求帮助。省上相关部门提供相关文件让患者找凉山州以及甘洛县帮助维权，因无法提供劳动关系和职业病诊断证明，无果而返。
10月16日，陈谢忠和刘光枢两人冒昧将情况快递给卫生部。11月12日，四川省卫生厅信访处回信答复。
经省市政府协调，2010年4月14日，乐山市疾控中心向沐川县60名尘肺病患者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与陈谢忠一同被60人推举为维权代表的刘光枢，是沐溪镇围墙村人。
这位尘肺病患者有着与陈谢忠类似的经历。两人还在同一个老板的同一矿井一起干活。
2003年，两人都因为甘洛县进行矿业整顿而“失业”回家。但刘光枢于2006年再次赴甘洛县鸿照矿业公司打工。并在凉山州公安局进行专门的培训后取得《爆破员作业证》，更为难得的是刘光枢还保留着鸿照矿业公司爆破员管理卡、上岗卡，培训期间的正规发票以及一沓厚厚的领取爆炸物品出库单……
在向甘洛县鸿照矿业公司进行索赔时，对方却不承认是在己方企业劳动时患病拒绝赔偿。
原因系其《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接触史上注明：根据刘光枢提供的自述材料，沐川县群众工作局及工友证明，1990年11月—2003年11月在古浪县赤普埃袋矿区从事爆破工作，接触铅锌粉尘。而其在鸿照矿业公司从事爆破工作的时间却为2006年——2008年。
由于无劳动合同，尘肺病患者的维权索赔工作遇到极大的阻力，并因此处于停顿状态。
生命的尊严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分析指出，由于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隐匿性的特点，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职业病要大于报告数量。
在中国，尘肺病是最主要的职业病，约占职业病病人总数的80％，近年平均每年报告新发病例1万多例。由于职业病危害范围广，许多中小企业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恶劣，劳动者缺乏必要的职业病防护。而尘肺病等慢性职业病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愈，伤残率高，严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尤为严重的是近年来群发性职业病事件屡有发生。近几年发生福建省仙游县、安徽省凤阳县以及甘肃古浪、四川沐川县农民工尘肺病等事件，一次性造成几十人甚至百余人患病，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尘肺病集中爆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责任不落实，企业生产经营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严重的唯利是图，存在大量违法行为。其次，政府监管的缺失，甚至失职失察。一些地方政府无视经济发展与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平衡关系，未能将职业病防治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部分地方和部门监管形同虚设，甚至相互勾结，从中渔利。
这位人士指出，在当前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工患者的职业病诊断难和维权难，个别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有意设置门槛将社会问题复杂化，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这种将社会问题集中堆积的做法不仅将患者推向生活的绝境，同时也涉嫌纵容违法行为的延续。
在甘肃古浪大救援行动中，展开微博救援的网友认为：
“用人单位违法成本极低，是尘肺病最为突出的矛盾。”
“生命高于一切。在法律框架下追究违法企业主的法律责任，尤其是要追究刑责。”
诚如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尘肺病研究所所长周新长在其论文《农民工群体患尘肺病现象令人担忧》中所言：我们有同情，更多的是担忧。假如我们的用人单位能设身处地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场所，假如我们的职业健康查体机构能够及时、定期多为农民工在岗前、岗中、离岗后进行查体，假如当地医疗机构能够多一些尘肺病诊断知识，假如我们的医疗机构能为工人们报销一些医疗费用，假如我们劳动者自身能多一些个人防护知识……这样像陈德金、张海超、马江山、陈谢忠以及更多身患尘肺病的人就能少一些，再少一些。
不是结尾的结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遗症，带来的是即将大规模爆发的农民工职业病问题，在维权赔偿道路需要漫长时间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农民工的救助问题？政府在追求GDP的同时，如何让尘肺病农民工有尊严地站着死去？
对古浪尘肺的救助，在媒体介入、网友呼应、民间慈善的合力下，尽管政府职能部门迟到。但最终的结果依然值得肯定，“古浪救援模式”也不妨可以为其他地区效仿，即在搜集证据、积极维权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对所有农民工进行体检，确定患者的具体人数和病情，救济方面由民政部门出面，考虑为濒临绝境的尘肺家庭办理低保（在武威地区看病也是“零支付”），最大限度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帮助。资金方面，由政府出资和社会募捐组成，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解决救助缺口，先解决好时下最要紧的救人问题，至于问责和赔偿，可以逐步推进。
古浪县方面在救治资金到位后，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关于对职业病患者进行定期体检的有关规定，并筛查确定实施肺灌洗手术患者，专门召开会议就尘肺病患者复检和肺灌洗术前健康体检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制定出台尘肺病患者复检、术前体检、肺灌洗手术安排方案。
从2月11日起，古浪县安排由劳动、卫生部门和黑松驿镇等有关乡镇负责，组织对尘肺病患者进行复检和肺灌洗手术前职业性健康体检。
尽管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急需进行救治的马江山依然没有摆脱坎坎坷坷。因病情加重，马江山不得不转院武威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尽管马江山自己“是死是活都要洗一次肺”的想法目前有些不太符合医学条件，但能给最危重的尘肺病人最好的治疗手段，不仅仅是患者的想法，恐怕也是所有救助者共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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