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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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5岁起就做“香”的宫保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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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小村里随处可见严禁强迫残疾人和儿童乞讨的宣传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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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于建嵘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的家里。 |
宫小村：“带香”会消失吗？
安徽太和县宫小村“带香”产业真相调查
文/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微博打拐”，让几年前因“带香”而闻名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再次回归公众视野。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虽然此前传言的“关笼子”、“泼硫酸”等虐童行为并不存在，但作为“香”的残疾儿童的权益实难称得上有保障。
“他身体这个样子，除了外出讨点钱，还能做什么呢？”宫保磊的父亲宫清运一再向记者表示。
从15岁到34岁，因患先天性脑脊膜炎而终生残疾的宫保磊始终不能摆脱作为“香”的命运。
在皖北地区的方言里，“香”即钱、财宝，残疾儿童可乞讨获财遂获名“香”。带残疾儿童乞讨即为“带香”。
宫保磊第一次成为“香”，是在1992年，年方15岁。父母与他人合伙，“五五”分成他的乞讨所得。当时，“带香”在他所在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刚刚兴起。至2000年前后达到高潮之时，“寻香”范围已从周边村庄扩至河南开封、山东菏泽等地，“带香”行为更是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产业链条渐次清晰。
如今的宫小村已经并归宫大行政村。根据曾担任宫小村村支书25年的宫传文的说法，“带香”高潮时期，仅有130余户人家的自然村宫小村，即有三四十户人家“带香”，“香”的数量超过百名，宫小村甚至由此获取诨名“瘫子村”。
时过境迁。1998年，村民宫保玉与其父因“带香”在天津被判入狱两年；2004年，村民宫清平因“带香”在广州领刑8年；2007年，邻村村民宫春备等三人因“带香”在深圳分别获刑。
宫传文直言，在宫清平获刑之前，“哪知道‘带香’是违法犯罪”。而至宫清平案发，一场源自公安部自上而下的严打，让宫小村的“带香”产业渐趋萧条。
但显然，震慑作用并不足以吓退所有的人。今年2月6日，在“微博打拐”的热潮中，随着媒体对宫小村的报道再度升温，当地警方在紧急排查中又查获两例“带香”案件，其中一例就来自宫小村。
“带香”之于宫小村从来都不曾间断，变化的，只是数量的多寡。两名多年涉足此行业的村民告诉记者，相对被严查者，还有更多的人在藏匿。
“一个瞎子要饭赚的钱比我们都多”
宫保磊是宫小村“带香”行当中的第一代“香”。那是1992年，他15岁。带他入行的，是宫小自然村的宫清河。
那一年，家有部分外债的宫清河，向“把兄弟”宫效喜诉苦。自1986年便外出乞讨的宫效喜，第一次对外介绍起了自己发家的行当：“带香”。
“他干得最早”，在宫小村民的言谈中，宫效喜是“带香”行当的始作俑者。
因当地派出所要求外出人员一律回乡接受调查，2月13日，宫效喜专程从亳州回村。思维清晰、言谈高亢的他向记者直言，自己在双眼因爆炸失明后，选择了外出乞讨。因在乞讨中发现一个残疾小女孩乞讨所得比他多，两人便开始搭伙。这便是“带香”的起源。村民们见宫效喜乞讨赚钱之后，觉得“一个瞎子要饭赚的钱比我们都多”，便都争着请他吃饭喝酒意图取经，都被他拒绝。
但这一次，宫效喜向“把兄弟”宫清河提到了徐桥的“宏宇”(宫保磊的乳名)，“他屁股上一个大瘤子，残疾得很，要钱肯定多。”
“他是我的把兄弟，当然要帮。”宫效喜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有着这层关系，他断然也不会向宫清河传授此间门道。后来，村民宫继胜又主动找到宫效喜搭伙，找来一个残疾儿童，一同外出“带香”。
村民在宫效喜的“发家致富”中看到了家境改善的可能，纷纷效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带香”在宫小村走向高潮。
仨月就还上了2000元的债务
宫保磊进入“带香”行当的那一年，恰好家里盖新房。其父宫清运告诉记者，当时盖房花了5000多元，有3000元是借的。当年10月，房子刚盖完不久，宫清河和宫效喜就带着礼物来到了他家。
“嫂子，让我带着宏宇去福建出门吧。”宫清河开门见山，“家里盖房不是冒(方言，欠)着钱吗，让宏宇坐路边人家给点钱，一个月给你们300元，把账还还。”
为什么愿意让孩子外出乞讨？宫清运坦言，“把账还还”的说法，说到了自己的心里。因为自己心细，是个“欠账之后睡不着、吃不香”的人。但他并没有立即答应，“他(宫保磊)不好弄，大小便失禁”，继而提出由宫保磊的母亲朱贵彩陪同前往，且盈利五五分成。
几日后，宫清河再次登门，双方终于谈妥成行。
“农历十月初六走的，腊月里回来，一家分了2000块钱。”宫清运说。
次年，宫清河再次前来商谈。因合作期间有过不快，朱贵彩不愿意再去，但宫清运主动说服了她。他说，那时候，种花生、棉花、西瓜，一年到头的纯收入也不过2000元左右。而他们第一次出去，仨月就还上了2000元的债务。
宫清河、朱贵彩带着宫保磊第二次前往福建乞讨。但宫清运夫妇称，这一次，宫清河怀疑她私藏了部分乞讨所得，双方就此闹翻，再未合作。而此后他们不仅再未将孩子“外租”，更未主动带宫保磊外出乞讨。只是在前往河南、湖北等地为朱贵彩看病时，宫保磊又有过乞讨行为。
什么样的孩子可以做“香”？
从人到“香”，对于那些残疾儿童而言，并不单单是身份的转变，更是心灵扭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完全被工具化了。
什么样的孩子可以用做“香”？
“小儿麻痹症的小孩最好，细胳膊细腿的，让人一看就心疼，最容易引得城里人同情。”几位曾经“带香”的村民都这样提到，他们当初所租赁的“香”均为小儿麻痹症患儿。
而据宫传文、宫效喜等人向记者介绍，当时，河南开封、商丘等地农村，因小儿麻痹症患儿较多，很多“香”即来自那里。当地人对此未经证实的猜测是，当年不可靠的防疫情况导致了当地小儿麻痹症患儿的密集出现。
宫效喜等人同时提到，当时对“香”的旺盛需求，也直接催生了职业中介的出现。
一个例子是，1998年，宫小自然村村民宫孝义(音，已故)也动了“带香”的念头。
“一开始，找了几遍也没找到小孩，找了个残疾的60多岁老头回来。”其长子宫保玉告诉记者，当父亲把这个残疾老头一带回家，就遭到了众人的嘲笑，“带个老头出去肯定讨不到钱。”
当年“香”的紧缺，由此可见一斑。“带香”的鼎盛，亦不难想象。
并未作罢的宫孝义送走残疾老人之后，便经人介绍，在河南农村找到了两个差不多十四五岁的小儿麻痹症男孩，并以250元/月的价格，预支了半年的租金，带回宫小村。
带回宫小村是进行培训吗？宫保玉说，哪有什么培训？不过是用轮胎内胎包裹住孩子的屁股让他们在地上挪，或者坐在木板车上滑，然后敲打着缸子，根本不用说话。在天津，两个孩子由宫孝义、宫保玉父子一人带一个，沿街乞讨。
此外，“带香”行当的竞争并不亚于任何一则商业故事，“开创”这一行当的宫效喜在“带香”时，就曾一连被挖走了三个“香”。 因此，被带回家的“香”，往往会被严加看管，禁止接近其他村民，以免被挖墙脚“跳槽”。他说，有了“香”就能赚钱、多带一个“香”就能多赚一份钱，很多人为此费尽心机。
“300多元救助金，这够买馍吗？”
是什么让宫小村人选择了“带香”？又是什么让“带香”久盛不衰？
是贫穷所致吗？1983年即担任宫小村村支书的宫传文对此断然否认。他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宫小村的经济状况在全镇当中便属中上游，若是因为穷而“带香”，其他更穷的村显然更有理由。事实是，是宫小村发明“带香”之后，其他村才攀着亲戚链条，跟随走上“带香”之路。
但村民对此显然有另一套说法。
“他身体这个样子，除了外出讨点钱，还能做什么呢？”宫清运一再向记者表示，当初同意孩子外出乞讨实属无奈。而眼下，他最希望当地政府能给他们出一纸证明，然后光明正大外出乞讨。
在宫清运夫妇的眼中，外出乞讨，是宫保磊目前唯一能够实现的谋生手段。“去年，头一年，政府给了300多元的救助金……这够买馍吗？”宫保磊说。
宫效喜同样陈述自己是在2008年才开始领取每年几百块钱的救助金，此前，双目失明的他没有得到任何救济。
在他们看来，恰恰是政府救济的缺失、乡村生活的贫瘠，日渐催动着人们对“带香”这一谋利手段的认同。在采访中就有不少村民为“带香”开脱，认为很多残疾儿童家长并不排斥让孩子做“香”———一来可以减轻自身家庭的抚养负担，二来可获或多或少的收入。这样的声音，在宫小村及其周围村庄并不难听到。
熟谙这一行当的宫效喜甚至提到，有些残疾儿童的家长，因担心贸然入行“通不开路”，也会先行将孩子对外租赁，然后转而自立门户“带香”。这一点得到了多名涉行者的印证，被指并不鲜见。
甚至于被引入这一行当的孩子，对此竟也有认同。
据太和县警方介绍，现年61岁的宫集镇集南村村民宫春风，2006年以4000元价格从马集乡西张村张庆林手中买下其养子———5岁残疾男童楠楠，当年10月起伙同其妻随继荣长年带该男童在湖南岳阳、长沙、怀化等地乞讨。作为交易筹码，宫春风分5次付给张庆林现金共计2万元。2月6日(正月初四)上午11点半，警察带走了宫春风夫妇和楠楠。当晚10点多钟，张庆林亦被警方带走。楠楠随后被送回马集镇西张村。
但耐人寻味的是，楠楠并不愿意回到张庆林家，也不叫张庆林爸爸，而是称他“傻×”、“二杆子”。相比“太脏、太臭，房子也不干净”的张庆林家，他更愿意呆在宫家。
宫小村外也有人“带香”
在这一轮的“微博打拐”热潮中，太和当地警方加强了排查。“未发现有拐卖儿童的集团和据点以及泼硫酸、铁笼子训练等残害儿童的行为。”太和警方在排查后通报。
相比在网上热炒的《调查：安徽阜阳拐卖虐待儿童成风 硫酸烧脸毒打致残》一文，当地涉足带香行业人士向记者反映，拐卖儿童、伤害健康儿童致残用以乞讨等现象在当地“带香”中并不存在，“都是到处买卖租赁”。太和警方的另一统计数字印证了这一点，2004年以来，该县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21起，解救被拐卖儿童24人。“但这里面有很多儿童是卖给别人当子女的，而不是去行乞。”警方说。
但有“带香”者承认，“要说打几巴掌、饿几顿饭，那是常见的。”
让宫小村民愤怒的则是远扬的“臭名”。记者在村内调查的两天里，包括宫传文、宫春燕两任村支书在内的多位村民均证实，在宫清平案发之后，宫小村“带香”的人已经大幅减少。只是由于周围一些村庄的“带香”者，在被盘查时也都宣称来自宫小村，才使得宫小村一直恶名难除。至于现在村里还有多少带香人，村民们的说法并不尽相同。其中，有涉足其中者提到的数字为10人左右，这也是村民说法中最高的。
现在的宫小自然村约有700人，其中有200多人在外打工。宫春燕介绍，目前村民人均年收入约4000元，收入来源则主要靠劳务输出和烟草种植。在他看来，随着就业途径的多元化和收入的提高，“带香”最终会消失。
但就在“带香”在宫小村变少之际，我们在调查中则发现，在其附近的一些村庄，比如二郎乡的孟各庄、后小庄等地，也有人从事“带香”。同时，虽然调查没有发现“关笼子”、“泼硫酸”等虐童行为，但据知情人透露，作为“香”的残疾儿童的权益实难称得上有保障。
或许，业已隐匿的“带香”行为背后有更多真相等待揭开。
中止其监护人资格，甚至剥夺其监护人资格，交给民政部门设立的福利机构抚养。此外，还应确立国家监护制度，加大对儿童的福利保障力度。
于建嵘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议案的拟定上，期望在两会时通过一些新的立法来推进禁止儿童乞讨的工作，“这依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必须得做。”
而另一方面，于建嵘仍然对“随手拍照”行动本身持有很高的热情。他还在不停地转发来自各地的乞儿信息，并联络各方力量进行解救。同时，一个关于乞讨流浪儿童的资料库正要建立，而壹基金与华民慈善基金会已经发起“壹基金救助乞讨儿童专项基金”，持续资助救助乞讨儿童的行动。其中，壹基金承诺第一期将投入至少2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而于建嵘、薛蛮子、韩红等发起人每人也将捐助1万元。
只有制度层面的完善才能最终解决乞讨儿童问题，这是于建嵘考虑的重点，邓飞对此表示支持，但他仍要继续进行微博打拐。“找到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你都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成就感。”
“于建嵘老师准备从制度层面考虑消除儿童乞讨，但术业有专攻，我只是个记者，我能做的是追踪儿童乞讨的个案，”邓飞说，“说实话，不管是微博打拐还是解救乞讨儿童，都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过程，单靠某一方的力量都不够，于建嵘老师、我，我们都只是跑好自己这一棒，然后再交到相关部门的手里。”虽然成功找到了被拐孩子彭文乐，但邓飞知道，自己和所有参与者一样，都只是这场接力中的一棒。
喻国明谈“随手拍照”：
民意只是提出议题政府才是责任主体
本报记者 龚海
如何看待网民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中表现出来的高度参与性？为什么“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尚未取得理想的结果？政府面对网络民意该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16日下午，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网民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中表现出来的高度参与性？
喻国明：最近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行动沸沸扬扬，想不关注都不行，公众纷纷通过微博参与了进来。其实，在现代社会里，尤其在当前社会环境中，公众并不缺乏善良，只是他的善良、他的热心有时被湮没了，或因为物质条件，或因为技术条件，他想要表达而没有一个机会和平台。
不过现在的网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现代网络条件下，人们表达出善意、热情等品质的成本是低的，方式也是便捷的，于是我们看到公众通过微博表达的热情。网络给予了这种表达以可能性，我想这也是网络在现代精神重建方面的一个突出作用，因为它成本比较低，显示度比较好。
齐鲁晚报：虽然有大量的网民参与到“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中来，但为何结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想？
喻国明：这实际上是社会机制的衔接问题，任何一个社会自发的活动，哪怕是志愿者的解救活动，它也不可能解决像乞讨儿童这样成因错综复杂、社会链条如此长的社会问题，这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跟进。
齐鲁晚报：那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喻国明：目前看来，通过微博参与形成的只是一种民意，而民意不是解决问题的，它是提出问题的，是用以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形成社会议题的机制。所以无论有没有这个“随手拍照”行动，民意真正的功能只是引起社会关注，而要解决问题，就要动用社会资源、司法资源、经济手段，甚至包括传统的、伦理的、亲情的等各种各样的手段。
这也就是说，要么由政府来进行协调，要么政府与NGO一起来统筹，从法律的、经济的、社会保障的层面，去排查这些问题，看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有针对性地一一去解决，如此一来，乞讨儿童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而抓拍解救一个是一个，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今天解救了一个，明天还有十个二十个。这种群众性热情最多能表达出一种意向、一种善，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依靠简单的民意或者社会参与。
齐鲁晚报：那这种公众参与的网络民意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喻国明：民意就是一种议题设置，议题设置就需要有相当多的民意支持度，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关注，这种社会关注既是一种问题的提出，也是一种压力的赋予，这让社会中无论是有权的人还是有钱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责任的压迫或者道德的压迫。
拿这次(“随手拍照”)行动来说，有钱的人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时，是不是要付出，这当然要他们自觉自愿，但这种压力是存在的，而他们把财富分享出来，就给社会解决乞讨儿童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资源。
同样，政府官员如果没有感受到一种民意的压力，他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次要，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他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总有一个顺序，那么一个议题的确立，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向前排。
不过我也看到，由于网络力量的增强，也出现了一种被网络民意裹挟的倾向。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网络中议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有些是表面的，其背后有更深层和根本的原因。
换句话说，民意实际上提出了社会需求，提出了社会问题，提出了社会焦虑，而这种问题、焦虑是我们执政逻辑、执政效果的指示器，但它并不简单地指引我们按照民意去做，它是复杂的，需要我们对整个机制进行梳理，不能单就现象来说现象。
齐鲁晚报：网民参与到“随手拍照”行动中形成的民意给我们带来什么重要的启示？
喻国明：解救乞讨儿童这本来是政府应该做的，却让民间提出来了，如果政府还不接过这个接力棒，那就是政府的失职。因此虽然解救行动并不理想，但这不是民意的无能，不是老百姓的无能，而是相关部门的失职，这是一定的。
民意断然不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否则还要政府干什么，要社会法制干什么，我们不能把乞讨儿童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一个简单的民意表达和公众参与上。现在的国家机制、国家机器的运作是个复杂的链条，必须有一个综合的方案去解决它，而谁具有调集这些资源的能力，谁就应该是这个过程的责任主体。在中国，政府无疑是一个责任主体。
在民意提出后，政府要接过这个接力棒，当然光靠政府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的力量也有限，所以需要由政府来协调，从道德层面、经济层面、福利层面、社会制度保障层面等各方面去消除乞讨儿童生存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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