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通过资源配置与税收调节来达到社会公平

不能脱离现实发展水平去盲目追求社会公正？

　　主持人：《人民日报》中还提出不能脱离现实发展水平去盲目追求社会公正，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李强：公正很大方面讲的是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什么样的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不同阶段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人们可以理解，如果生产力高度发达，财富充分涌流，那个时候可能在公正上提出的想法和原则和今天就不一样。今天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小平改革以后，最初提出一部分先富的口号也是根据这个提出来的。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则。《人民日报》的思想也是根据发展阶段，根据不同发展水平提出了不同的分配原则，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主持人：近期关于富二代的新闻、贪污腐败案件、国企高福利、收入差距加大等现象，都会让人想到社会不公的问题，您认为出现这些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吗？发达国家是否也有过类似的过程？

　　李强：第一，先看我们国家是怎么变化的。第二，看看人家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已经是62年的历史。这62年在社会公正方面社会实践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当年建立共和国的时候，基本思路认为财富的分布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极大的不公正，我们要做得公正，于是做了几次比较大的变革。做的结果，如果看数据的话，我们用一个数据来测量，用“基尼系数”来测，五、六十年代基尼系数是比较低的，基尼系数是反映人们财富社会分布的一个方法，这是意大利的一个学者基尼提出来的，大体上还是能够测得比较准的。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把社会财富分配做得均等化程度比较高。但是均等化程度比较高是不是就证明是最佳的体制？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改革，改革证明那个体制有问题。当把财富均等化程度做得比较高的时候，效率降低了。我们发现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在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我们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差距的水平，在70年代末的时候变得比较大，证明效率不行，经济发展速度不行了。于是我们做了一次大的收入分配的调整，调整的结果确实使得效率有所增加。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不低。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超过8%，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长。而且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很多国家，虽然在日本、韩国也曾经有过高增长期，但是中国现在高增长时期的持续性是比较长的。所以可见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当你把公平化调得均等化一点，效率降低了。而效率调高的时候，公平化又降低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政策的两极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最佳点。我们认为前一段做法效率提升很快，但不公平的现象比较突出。一系列的“二代”问题，包括煤老板问题，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很多亿万富翁。有一个地方叫鄂尔多斯，我去之前有人说，那个地方的富翁特别多，我也感觉到很吃惊，原来是挖煤的，煤是谁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写得很清楚，那是矿产资源，矿产资源都是国家的，怎么属于个人的呢？所以很多网民提出，这公正吗？

　　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1979年基尼系数测算中国城乡加在一块，城市0.16，农村0.31，全国0.33。现在中国多数学者认为0.47，多数人认为超过0.5。总之，都认为是比较高的。国际上怎么样呢？国际上有一个叫做“库兹涅茨”的人，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他的解释是在经济发展某一阶段不平等程度急剧的上升，但是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时候不平等程度又会有所降低。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解释了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的一段经济发展的过程。他们现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几万美元，美国是三四万美元，北欧一些国家达到五万。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现在一般认为是四千美元。和五万、三四万美元的水平比起来，至少中国也没有逃脱出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规律。基尼系数最高是1，不可能出现1，因为1就是财富都在一个人身上，剩下人一口饭不给。有的说个别国家达到0.7，数据准不准也不知道。如果能够达到0.6已经算很惊人了，全世界排前十名，一般都是0.5几到0.6几。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国家和国际上比，目前基尼系数处于不算低的水平，大家提出一个质疑，我们毕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贫富差距不应该太大，这也是为什么《人民日报》把这个话题当做很大的问题提出，肯定是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大家比较关注。《人民日报》提出以后，网民和公众很关注，说明大家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