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通过资源配置与税收调节来达到社会公平

政府能做的是资源配置与税收调节

　　主持人：起初我们谈的是“按劳分配”，然后是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又提“注重社会公平”，目前收入分配的差距如何才能缩小？社会是否会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

　　李强：“库兹涅茨曲线”是拿了几十个国家的经验来做的，库兹涅茨是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大家也认识到他不是瞎说的，也意识到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公正。如果你去看美国、欧洲的数据都能证明，后来他做制度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公正。我们国家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库兹涅茨曲线，当然我们认为得有政策出台，你任由他发展肯定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另外一个是谬尔达尔，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提出”资本累计效应理论”，他的基本理论就是掌握资本的人资本不断累计，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还是存在这个现象的，就好像“涓流效应”，很小的政策最后就聚集起来了。比如说当地价、房价上涨以后，老百姓就更难了，十年以前觉得舍不得买房子，当时房价很便宜，一两千一平的房价。而今天多少万一平的房价。但是富者早就买了，还买了很多的房子，房价暴涨，他的雪球就拼命的滚大，所以谬尔达尔提的理论不是没有道理。财富聚集以后，产生“马太效应”，这两个理论家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观点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做出比较好的调整，也不是说就一定会走向谬尔达尔说的资本累计，走向“雪球效应”，富者越富。这里面政策变得比较重要了。共和国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就是政策的结果。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政策效应与中国的社会分层”。中国是一个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政策取向非常重要，政策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做了不同的实验，前三十年用革命或者是政策直接来干预结果，后来发现也有问题，后三十年做的最大的实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的。所以这时候政府没有太多的干预，让市场去做。如果真的是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去做，也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但是问题是这个市场有极大的不公正。像黄光裕，上海的一个周正毅，一个张荣坤，这都抓起来了，为什么抓起来？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违背市场原则的，是不公正的。

　　今天政策变得非常重要。政策大体可以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大宗资源配置的政策。一个国家三大资源是最重要的，第一是土地。第二是矿产资源性的。第三类是国有资产。我们今天也不是在批评谁，但是一个国家大转制的过程中有无数的制度漏洞，我把我们国家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土地政策读一读，我做了两本文件，一本是农村的，农村土地按照想法叫做农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叫做全民所有，国有。文件很厚，可见土地的事情是不断的修正政策的，既然修正就证明原来是有问题的。证明在这个分配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公正现象。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国有资产，九十年代我们曾经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国有企业的转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大的功劳。但是，谁敢说谁没有错误？所以也有很多的漏洞。可见，在资源配置这件事情上，至少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国有资源配置上、矿产资源配置上值得反思的事情很多。

　　第二块，税收调节，世界各国把财富做到公正的时候都是通过税收来调节的，税收调节的基本原理，就是资本太大的人就要承担多一点税务。个人所得税基本原则就是累计，征税起点最初是八百，现在是一千，我们应该提高征税的起点，低收入者就少交一点，应该征高收入者。最近在关于房地产税上出台了两个试验点，一个是重庆，一个是上海。重庆出台以后，网民一片叫好，因为重庆试验点说豪宅交重税，他提出什么叫豪宅，每平方米超过多少价格的，别墅全都征税。亿万富翁们就应该多交一点税，一个月才挣八百块钱的人让他交税，没有道理。税收调节也有一个大问题，在北欧一些国家税率非常高，这些国家个人所得税也做过调节，最高税率达到过84%。但是后来他也降了。他从84%降到66%。证明征那么高的税以后，富人跑掉了。所以你要理解，税收也不是无限度的，一定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税收肯定是财富、资源分配调节的最重要的手段。我们现在也在收个人所得税，但是把材料一报上来，我们就发生质疑了，工薪层是个人所得税的主体，工薪层肯定在中国不会是最富有的人。结果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人群却是工薪阶层的人。因为个人所得税是代扣的，资本的运作者他们合理避税，有无数的办法。买一辆宝马车，他说那是生产成本，工薪层怎么避税？最后个人所得税，工薪层是交的主体。要做到公正，一定要在税收上想办法，怎么让税收做得更公正一些。比如说最近在做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当国家把税收拿来以后，这个钱怎么用，肯定是用在社会公共事业上。十七大报告有一句话：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政府拿来财政的时候，这个钱不能再给富有者了，这个财富一定是给低收入者、穷人，这样的话才能把社会做得更公正一些。所以我们强调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建设成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保障体制。证明在2010到2020年的过程中要不断的修正政策，让一个低收入者真的能够享受到医疗保障、救济的福利。

　　主持人：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还是要先解决老百姓心中认定的不公、不平的问题，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来做？

　　李强：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核心是理念，首先政府要意识到自己是做什么的。我们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比较大的是由市场体制去配置，如果说企业家抓经济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政府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抓社会公正、社会管理，这个理念是对的。特别是我们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叫做中国共产党，他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非常对的，叫做“为人民服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班上提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把这个问题提得无比重要了，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做什么的。改革初期的时候重视经济，政府来带动是对的。但是在今天，我相信在任何时候为人民服务是第一要务都不会有异议的。把社会公正放在第一要务上，理念是第一位的，首先要看清楚。

　　但是，各地方政府，从省、市、地、县、乡，恐怕不一定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到地方政府去看，仍然在拼命抓经济，还认为这是他的第一要务。所以我认为第一是理念。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在改革的前三十多年里面抓经济还可以，促进效率，把效率作为第一位。但是现在是到拐点的时候了，理念上就得澄清，。假设我们把改革分成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后三十年恐怕社会建设任务变得比较突出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里面加入了一项建设，十七大报告之前我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叫社会建设。这次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班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已经是把这个问题摆得很突出了。中央就是把这个东西普及到各省去，让大家意识到，省抓各市县，抓到乡、村，第一要务是社会建设，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意识到了社会公正、法制建设，这是我们社会建设的核心的话，我相信政策的落脚点就会落在更加有利于我们实现公正社会的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