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5家医院试点人体器官捐献1年 未实现零突破

　　中广网南京2月25日消息（记者杨守华 江苏台记者祖名 南京台记者金苗）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在我国，每150个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只有1个有手术机会；而在美国，5个人中1个有手术机会；在英国，3个人中1个有手术机会。”

　　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公民对人体器官捐献还很不理解，这也催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业。记者从南京市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了更好的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首批12名“劝捐员”在南京五家移植医院上岗。在过去一年的试点“劝捐”中，这12名工作人员工作却是艰难异常。

　　器官移植是治疗脏器衰竭患者的有效手段，可是，近20年来，南京只有3人捐献器官。因为器官缺口太大，南京自去年3月开始推动器官捐献工作，近一年来，制定了《江苏省南京市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实施细则》，还成立了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其中，协调员队伍对家属进行“劝捐”的举措更为引人注目。

　　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潘宗白：南京市红十字会组建了南京市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首批确定了省人民医院、南京市鼓楼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解放军八一医院共5家移植医院的12名协调员。

　　刘文华，南京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助理、南京市红十字会遗体志愿捐献之友总干事，如今，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南京市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从南京市去年3月开始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开始，他就进行“劝捐”行动，不过至今还没有实现零突破。他向我们讲述了协调员的职责。

　　刘文华：目前医院协调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发现潜在捐献者，通知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和家属谈，三代的直系亲属配偶、子女、家属如果都表示同意，其他的亲属都没有异意的话就可以实现捐献。

　　江苏省人民医院等五家医院就是南京地区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刘文华和他的协调员同事们会定点联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让患者家属了解器官捐献，并对其进行适当劝说。

　　刘文华说，试点近一年来，南京共有四例潜在捐献者，但都在最后阶段因为家属反悔或者器官质量受到影响，没能实现捐献，其中一名脑出血女患者的情况非常具有代表性。

　　刘文华：经过我们医院协调员跟他初步接触，她丈夫是基本上同意的，但是她的父母是强烈反对的，就是那种传统的思想，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能把女儿留在外地，一定要接回去搞一个丧葬仪式，有一个交代。

　　这个例子也体现出，因为移植手术对时间有严格要求，协调员必须在捐献者生前与他或他的家人协商好，生前就谈生后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忌讳，可以想见协调的难度比较大。

　　其实，协调员不仅要在捐献者生前与本人及亲属协商捐献事宜，捐献者生后的丧葬事宜也要协商解决，那么，有没有国外器官捐献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以透明化的操作打消捐赠者家属的顾虑？江苏省移植协会主委、南京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给出了建议。

　　丁义涛：国际上，有这种专门的非盈利的机构，比如说器官共享的一个网络，它来负责公开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情况，当然病人的姓名、背景，他的隐私，我们应该要加以很好的保护，但是如何分配，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公开、透明。

　　对于劝捐器官中可能涉及的法律禁区，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在接受晚高峰编辑韩秀采访时这样说。

　　洪道德：人体器官捐献分两种：一种是活体器官捐献，一种是尸体器官捐献。劝捐这个行为，我认为应该是发生在后者。劝说某些人在生前做出这样一个表示，就是死后同意把自己身体的某些器官捐献出来。这种活体捐献我认为不存在劝捐的问题，因为活体器官的捐献按照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0条，仅限于亲属之间才能够进行移植，才能够进行捐献。劝捐活动我认为是有法律根据的，但是应该是限于尸体器官捐献这个范围。不论是对于捐献者生前的劝捐，还是在捐献者死亡以后根据临时出现的需要，劝说他们的直系亲属共同同意献出死者的相关的器官，都可以纳入到劝捐的范围内进行相关的活动。

　　相关背景

　　在去年8月1日，芬兰一项有关器官捐献的新法律正式生效。根据这一新法律，只要脑死亡者生前并未明确表示反对，死后将自动捐献其身体器官。芬兰原有的法律规定，只有死者生前填写了器官捐献卡或经死者亲属同意方可摘除其身体器官或组织。

　　再来看看美国，在美国，在申请或更换驾驶执照时，申领者同时会接受问询，“如果万一遭遇不测，你是否愿意捐献遗体？”如果同意，驾照上会有所体现。如果突发车祸，就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死者生前是否具有捐献器官的意向，医院不需要亲属同意，就可以直接摘除他(她)的器官。

　　作者：杨守华 江苏台祖名 南京台金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