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资源成企业布局中国核心因素

　　新华网北京3月1日电（新华社记者）当前诸多迹象表明，随着内陆交通、投资环境等改善，劳动力日益成为企业布局中国时看重的核心因素。境内外资本正加速流向河南、四川、安徽、湖南、贵州等中西部传统劳动力输出地。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表明，去年前11个月，四川省、重庆市、安徽省实际吸收的省外资金分别约1500亿元、4011亿元、5000亿元，同比增幅约84％、50％和35％。湖南等省份吸收的省外资本亦明显增加。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去年底在参加一个工作座谈会时表示，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档次明显提高。富士康公司落户河南，预计将吸收50万人就业，带动约100家企业到河南投资；ＴＣＬ、格力、海尔纷纷在中西部地区投资设厂；安徽的汽车和家电产量已分别占全国总量的7％和15％。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确立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但企业出于生产成本、投资环境、劳动力充足等考虑，产业转移的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目前确已出现了加速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哪里能实现这个目的就将企业布局在哪里。虽然将企业布局在传统劳动力输出地，暂时会带来运输和管理成本上的压力，但考虑到机会成本，高额的收益对大部分企业很有吸引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政说，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这个过程。

　　中国沿海企业曾走过一段用工“黄金时期”，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候鸟式迁徙”、留守群体增多等社会问题备受诟病。现在，劳动力正在放弃传统的“长途奔袭”，但也为沿海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带来了挑战。

　　在偏远的西南山区贵州省息烽县，37岁的农民吴光祥今年春节从浙江返乡后，没有再选择出省务工，而是留在贵阳工作。他告诉记者，去年在浙江一家皮带厂打工，月收入3000元，但花销也在不断上涨。“现在贵州发展很快，新建了很多工厂，工作机会增多，生活开支却相对较少。即使工资低点儿，也无所谓。”吴光祥说。

　　“今年沿海企业在贵州招工的难度将继续增大。”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局局长徐海涛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来自三方面：一是沿海与贵州省内工资差距进一步缩小，初步估计，同等岗位的工资两地差距已缩小至20％以内，沿海地区对劳动力吸引力降低；二是贵州、云南、四川等西部地区建设项目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工资的提高吸引大量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待遇等要求更挑剔。

　　劳动力的“回归”和“留守”带来企业布局上的变化，这将对中国的区域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无论对于内资还是外资企业，这种布局上的调整是一种好现象，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平衡是一件好事情，利大于弊，也将成为今后企业在中国布局的一个大趋势。过去中国中西部地区不够发达，劳动力呈现"流出"状态，现在已经吸引了一批劳动力的回归。”李政说。

　　“十二五”规划建议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列为重要内容，并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李政认为，未来传统劳动力输出地区还需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用工待遇上下功夫，吸引高端劳动力回归，防止劳动力大量外流。“这也给东部沿海地区敲响了加快产业升级的警钟，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跟上自身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提升员工待遇，满足农民工诉求。”（参与采写：李惊亚　杨洪涛　夏冠男　刘金辉　白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