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答问实录

于炼

郑新立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提给郑新立委员，想请问您的是，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需要加强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您看来，在“十二五”期间扩大消费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领域？另外，应该怎样处理好个人消费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消费两者间的关系？谢谢。

　　[郑新立]“十二五”期间，我们将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而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这五年我们扩大消费的重点应当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认为主要有几点：一是我们在处理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的关系上，要把扩大公共服务的消费放在重要地位；二是在处理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关系上，应该把发展性消费放在重要地位；三是在吃、穿、用的消费和改善住、行条件的消费上，我们应当把消费的重点放在改善住和行的条件上。

　　第一个重点，之所以要把公共服务的消费放在重要地位，因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在个人消费品领域总体上来说已经处于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状态了。但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总体上是供给不足，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城市的供水、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生态环境等等，总体上是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的原因是改革滞后，这些领域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来投入，财政投入不足就造成了供给不足。现在个人好不容易买车了，因为道路拥堵，所以不得不限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要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特许经营权等办法，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公共服务品的供给上来，包括城市中地铁、学校、医院的修建等等，要允许民间资金的进入。

　　比如给一些城市特许经营权和特殊政策，使得它投入这些公共产品能够回收自己的投资，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机制，通过引入社会资金和政府的投入结合起来，来加快公共产品的供给，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在“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要求。

　　第二个重点，在生存消费和发展消费的关系上，我们现在处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升级的阶段。因此，提高居民个人的文化科学素质和身体素质，这方面的发展性消费应该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都吃饱穿暖了，现在主要是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通过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发展文化事业，使我们国民的素质得到大的提升。所以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重点扩大我们在这方面的消费。

　　第三个重点，在吃、穿、用的消费和住、行的消费上，通过抽样调查，问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回答最多的第一是买房子，改善居住环境，第二是买汽车，出去方便一些。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住房和汽车仍然是我们两大消费热点，要培育这两大消费热点，创造好的消费环境。

　　我想能够把这三大关系处理好，把我们“十二五”期间的消费重点培育好，按照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形成一个内生性增长的发展道路。谢谢。

　　[人民日报记者]我想问宋晓梧委员，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我们知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关系到不同区域之间，同时也关系到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调整，这也是我国“十二五”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我想问您，您认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谢谢。

　　[宋晓梧]刚才郑新立委员已经谈到了，在消费方面，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关系。在公共消费里还有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由政府出资或者自己去办，或者是购买服务，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出资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提出，改善人民生活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同时提出要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这是一个方向了，这对于全体人民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均等化的问题，刚才这位记者问我有什么建议和想法。简单的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对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上要加大投入；第二，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在结构上要进行调整；第三，在结构调整的时候必须对相关的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些体制进行改革，对机制进行完善。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投入，如果投入不足，覆盖面都达不到。在“十二五”期间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有较大的提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在教育、卫生、社保、住房、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比2009年增长了19.9%，整个“十一五”期间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从我们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几个主要指标来看，再进一步加大投入总量的空间还是有的，根据2008年的一个资料，我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几个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与全世界相比，比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还低13个百分点，比3000-6000美元的国家平均要低24个百分点。当然，2010年我们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现在看来，总量投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里和财政部关于2011年预算的一些计划里已经做了规定，比如，在2011年，教育、社保方面的投入增长幅度都高于16%，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投入也将近15%，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都远高于2011年我们对GDP的预期增长只有8%，总量投入加大了。

　　如果在这种投入的情况下，“十二五”期间保持这样的增长幅度的话，对于我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对于财政体制从投资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解决我们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经济腿长、社会腿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第二，不仅要有总量的投入，也要有结构的调整。也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在一些领域有逆向转移的倾向，所谓逆向转移就是经过一次分配收入有差距，经过二次分配没有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这个倾向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都有所体现，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那就说明我们在结构上要进行调整，所以在总量投入加大的情况下，要侧重向农村倾斜，侧重向老、少、边、穷、后发地区倾斜，侧重向困难地区倾向。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至少应该做到不扩大一次分配的差距，缩小二次分配的差距，这个在“十一五”期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我们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到，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是这个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第三，进行相关体制的改革、完善相关机制。如果说总量投入跟机制体制关系还不是太密切的话，结构的调整就要考虑到机制和体制的变化。举一个例子，比如要调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差距的话，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中央出政策，地方买单，各地分灶吃饭，发展水平越高，那么基本服务水平也越高，这样就加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

　　对这个问题，就应该合理的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关系，逐步把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来统筹平衡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关于城市和乡区之间的不平等也有体制的问题，比如农村原来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现在开始有了，但是标准和城市是两套社会保障体系。过去我们在规划上，城市的规划和农村的规划也是不协调的，现在要把它协调起来，这里面就有对这些机制和体制问题怎么处理好，有的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比如现在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和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在一些地方把这个制度统一起来了。当然这些试点就说明这是需要进行体制和制度上的设计才能把结构调整好。

　　还有不同群体之间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制度调整方面，我也举个例子。像企业职工退休金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之间，由于是两套体制，所以衔接相当困难，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过低。

　　从2005年开始，中央连续七年提高了企业的养老保险待遇，但是仍然能听到企业职工和企业退休人员还有很大的意见。如果说这两个体制能够统一，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现在“十二五”纲要里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现在提出来的是，要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正常增长机制。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也要增长，这两个待遇如果不平衡，它还会产生很多矛盾。在中国，我们是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我们国有企业的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国有企业的比重也占得相当大，搞不好攀比还会存在。

　　我个人作为政协委员提一个建议，能不能够把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不要分开设立了，就把企业的和机关事业单位的统一建立一个制度，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现在不必要的矛盾和攀比。这方面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像美国在1984年，日本在1986年，最近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都把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统一起来了，现在看来效果比较好。

　　概括说，对于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总量加大投入、结构进行调整，同时深化相关体制改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