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深耕细作是未来的立法方向

　　吴邦国委员长日前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近日表示：今后人大工作，须更加注重对现行法律的修改完善；更加关注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及时制定新法。

　　回首来时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速度之快，数量之多，举世罕见。1979年全国人大一举通过《刑法》、《刑诉法》等七部法律；1982年《宪法》焕然一新；1986年《民法通则》吹起私权保障号角；1989年《行政诉讼法》首开“民告官”先河，行政法治进入快车道；九十年代，民商法发展一日千里；2001年“入世”后，国内立法与国际惯例大幅接轨；近年来，社会法异军突起，方兴未艾。

　　细细数来，现行有效法律239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立法真可谓粲然大备，法治国家地基成功奠定。

　　法，治国安邦之利器。抚今追昔，中华法系之杰出代表《唐律》，洋洋洒洒五百余条，影响后世深远。有宋一代，法律更为精细，士大夫信奉唯法是守、举天下一之于通行之法理念。苏东坡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流风所及，朝鲜、日本与越南等国，无不奉中国法为圭臬。学界公认中国文化“征服”东亚地区，首为儒教，其次为汉字，再次为法律。唐代也好，宋朝也罢，盛世必崇法，以古观今，信哉斯言。

　　放眼世界，美国海量判例法，外加国会立法数以万计，不乏千余页超级法案。事无巨细，一律立法，失之琐碎，似不可取，未必适合他国。反观我国立法机关，重视立法顶层设计。顺势而为，及时总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提升为法律，并能与时俱进，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应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

　　在一国法治大厦“拱顶石”的宪法领域，全国人大数次修宪。特别是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条，可圈可点。大幅提升宪法权威，发挥定海神针作用，应非溢美之辞。

　　法律体系框架大体底定，立法深耕细作时代随之开启。下一波立法浪潮，宜广纳民意，尊重专业，开放性与本土性兼顾，法律“立改废”三管齐下。须知，完善立法，永无穷期。

　　当下，市民社会“小宪法”的《民法典》，出台有望，只欠临门一脚。而《行政程序法》、《违法行为矫治法》、《商法通则》、《社团法》、《机构编制法》、等一系列法律，相信未来将提上立法议程。

　　一些重要的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亟待从理念的宣示，走向具有可操作性细节保护，让法律真正落地，成为公民的现实依靠。

　　一些不合适宜的法律法规，也应因时而变，以适应抑制公权、保障私权的社会发展潮流。对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废除无疑开了一个好头，顺此方向，立法大有可为。

　　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强调：“社会存在良法，人们普遍遵守法律，方有法治社会。”一语道破法治真谛，良法与守法习惯，不可或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官员带头守法，最为关键。

　　孟子云：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不仅是写在纸上的，也应是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有执法追上立法的步伐，不折不扣落实，法律才能在人们的心中生根。（转自新京报，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