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为何不能“依法判案”

　　王彬

　　古代希腊的诡辩论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悖论:如果1粒谷子落地不能形成谷堆,2粒谷子落地不能形成谷堆,3粒谷子落地也不能形成谷堆,依此类推,无论多少粒谷子落地都不能形成谷堆。这个著名的“谷堆悖论”告诉我们,从没有堆到有堆中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任何概念都无法实现精确性而只是模糊的“类型”。事实上,概念的精确性一直是人类思维的美丽乡愁,人们一直梦想着实现却永远无法达致,正因为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人类就像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直行进在思考的途中。

　　模糊性带给人类的困惑首先促使哲学家进行思考,哲学家为消除语言理解上的分歧、避免交流中的误解而进行积极努力。语言哲学中的语义学曾经试图建立语言与事物的一一对应关系来消除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甚至试图建立一种精确性的人工语言来消除人类交流的误解与分歧。但是,语义学重建巴别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人类意识的外在表达是人类思维的创造物,人类思维能力的有限性注定了语言表达的限度,言不尽意、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得意忘言是我们在语言交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所以,通过辞物相称的语义学试图建立事物与语言的一一对应关系只能是镜中看花、水中捞月。语义学的失败促使语言哲学发生从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向,语言哲学家放弃了建立语言标签理论的努力,而发展出在具体语境中确定意义的语用学。语用学认为,语言的意义并非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语言的意义实际上是语言使用者在具体语境中通过商谈而达成的共识。

　　日本法学家渡边洋三曾经说过,法在语言中。法律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正是通过不断地澄清法律的含义,以填补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空隙从而形成正义的判决,但是,语言的模糊性同样是困扰法官的难题。现代宪政的制度设计要求法官精确地把握法律的含义,但是,法律语言的不确定性使法官不可避免地进行创造性解释。尽管法律语言是对日常语言进行抽象加工后的形式语言,具有更强的逻辑性和严密性,然而,法律语言的含义本身也具有“波段宽度”,法律解释的歧异是司法审判中平常不过的事情。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语境下,通过民选产生的立法者是人民公意的代言人,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就是人民公意的表达,所以,对于法官而言,立法机构具有更高的政治权威。法官所司之法乃立法者所制定之法,为了确立司法审判的民主正当性,追寻立法者原意成为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目标。但是,语言哲学中的谷堆悖论告诉我们,立法者为法官提供的法律同样并不是通过精确语言来表达的,法律概念的模糊与含混在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立法者无法为法官提供精确的法律概念而只是大致的类型,法律概念的含义往往在遭遇个案事实时才释放出来。语用学同样告诉我们,法律的意义需要法官在具体的个案情境中确定,因此,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严格服从无异于痴人说梦。拿破仑民法典曾专门规定禁止法官解释法律,但是,这一法律规定并未杜绝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能动性的解释法律。这是因为,法官并非是输入法条和事实的判决机器,而是在司法裁决中担当积极能动的角色；法律适用的过程并非是明确的立法规范与确定的案件事实简单相加的逻辑演绎过程,而是法官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流连忘返过程。

　　我国的国家体系坚守人民主权理论,将立法机关视为神圣的权力机关,因此将法律解释的权力交给了立法者,并未在制度上明确赋予法官独立的法律解释权。但是,只要存在法律适用必然存在创造性的法律解释,这是谷堆悖论所告诉我们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国法律解释的制度与实践存在着断裂。一方面,法律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法官在具体个案中释放法律的意义,另一方面我国通过案件批复制度由具体国家机关颁布统一性的法律解释来解决法律上的疑难。这样,在司法实践中,为降低误判的职业风险,案件批复制度必然会滋长法官的职业惰性,造成规范性法律解释文件数量的膨胀,并有可能导致司法效率的下降,“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逐层申报的案件请示制度必然会造成审判期限的延长,从而导致司法不公。

　　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为消除目前我国法律解释在制度与实践上的断裂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判例制度注重法律适用的灵活性,通过在具体案件中抽取判例规则,事实上是在具体的个案情境中确定法律的含义,这样可以缓解法律确定性与模糊性的内在矛盾,这也是目前我国当下之所以建构案例指导制度的原因所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台对于当下中国司法审判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通过颁布指导性案例,对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大致分类,这为法官理解法律提供了操作意义上的指导,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从而使司法者摆脱语言模糊性的困惑,解开困扰他们的谷堆悖论。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