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公示官员手机号一半打不通 称因怕推销骚扰

　　主持人（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1+1》。

　　我们每个人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手机号码，如果你所供职的单位要求你因为工作原因把这个号码向社会公布，并且24小时必须随时接听，你乐不乐意？而如果这个被要求公开电话的人，是在干部换届背景之下的组织部长、纪委书记，你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是拍手称快还是仅仅淡然一笑？

　　今天下午，记者拨打了山西省委公布的一些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

　　记者：请问是卫洪平书记吗？

　　接电话者1：不是，他正休息着呢，我是在他休息的时候给拿一会儿。

　　话务员：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李部长的秘书：我是李部长的秘书，我们正在下乡，李部长现在正在谈话。

　　接电话者2：刚开始两天的时候（接电话）有50多个，最近少一点，一共100多个。

　　解说：今天下午记者拨打了53个电话，23个接通，5个由他人代接，一人占线，剩下的24个无法接通。和之前一些媒体报道的一半以上打不通相比，今天的情况稍好一些。

　　就在一周前，3月19日《山西日报》以整版篇幅公布了山西省260名市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的电话和电子邮箱。因为各地党委换届工作即将开始，正是用人不当之风的易发期。为确保廉洁，山西省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省纪委、省组织部提交的《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公布纪委和组织部门一把手的电话。随后一些媒体就做了调查，他们发现，260个手机号码竟然有一半以上无法联系，有的停机、关机、甚至是空号、错号。针对质疑，3月23日，山西省委组织部、纪委举行了媒体通气会。

　　朱先奇（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因为公布这个信息的时候正好是双休日，所以有一些手机没有开通。再一个呢，无人接听的，我们已再一次核实，发现有两个号是错号，我们已经在三晋红e网上进行了更正，目前这260名同志的手机电话应该说都正常开通。

　　解说：今天，从记者拨打情况来看，电话畅通仍然不是那么容易，一些官员也表达了自己的苦衷。今天，太原市小店区组织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接了好几个电话。

　　陈其武（太原市小店区组织部长）：一大部分都是出版社、开发商，一小部分是民生方面多一点，有个别是有换届内容的。关键是到了晚上，晚上10点多来电话，也搞不清，就接上了，接上了有时候和换届没有关系，就很不情愿接这种电话。

　　解说：遭遇推销广告、夜间骚扰电话，如果属实，这的确让干部们头疼。因为有些官员被公布的电话就是他们的日常电话，这样，业余时间也会遇到很多麻烦，而接完电话到处理，也还需要时间。

　　记者：那像一般真正反映情况的，您会怎么处理呢？

　　王琦（晋中市纪委书记）：那我就转到信访室这儿，让他把具体的材料寄过来，然后按照正常的渠道处理就行了。

　　解说：进入换届阶段，要求电话都开机，保证24小时畅通。这是一位纪委书记收到的上级的要求。而针对公布电话暴露的问题，山西省纪委也已开始制定措施，来确保话要接通，事要落实。比如建立健全热线电话、来信来访和网络举报三位一体举报平台，明确换届监督承办人，每月抽查一次热线电话接听情况。此外，再公布一部固定电话作为补充，换届期间全天候接听。

　　而围绕山西的手机问政，各种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公布电话是否流于形式？是否会侵犯官员的私人空间？监督的成效又体现在哪里？公布电话似乎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市民1：增加了透明度，公开一些。

　　市民2：比如有人知道你的电话之后，就乱七八糟随便给你发短信、打电话，这肯定不好。

　　主持人：260个电话被公布的新闻远远不如后面这一条，就是260个当中，145个无人接听，好在真是有记者不厌其烦，逐一地打过去。如果不是有记者这样做的话，恐怕这无人接听就变成了无人问津。岩松怎么看这所谓全国首例公开领导干部手机？

　　白岩松（评论员）：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把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官员个人电话号码信息公开就给划上了等号，政府信息公开变成了简称了。不对，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公布个人电话号码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非常同情这260位官员。

　　最开始的时候，这条新闻一曝出来的时候，260里头有145个电话打不通，相信当时还会有很多人一瞬间，这145个官员怎么要求打电话让老百姓有畅通渠道等等。其实换个角度想，谁给了更高层这样的一个权力可以公布260个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的电话号码呢？

　　主持人：他们是公务人员啊，公务人员的私人号码也是属于私人信息吗？不能公开吗？

　　白岩松：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个我还真问了，在世界各地还真找不到把官员的个人电话号码给公布了，然后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或者党委信息公开一部分的举措，看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发明。但是我们接着要思考的是发明的对不对，首先我们必须要谈到个人是要有隐私的。这个电话是不是公布的个人电话？如果公布的是个人电话的话，个人隐私要保护，他有没有休息的时间？他是人哪，对吧？接下来的时候，这话费怎么算啊，哪个是公家的？哪个是私人的？还是以后私人电话都是公家给买单？等等，那您可以跟我说，不是私人电话，是专门为他配一部电话。我算了一笔账，如果260个人，不是私人电话，专门配一部电话的话，把一年的电话费再加上电话算起来，咱们就算3000块钱，小100万去了，这100万该谁出呢？

　　主持人：我们目前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在干部换届选举的背景下，这样做有没有可能起到所谓初衷的这样的目的？

　　白岩松：我觉得还是善良一点，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因为怕在换届的时候有人有举报的但是没有门路等等。

　　首先就怀疑了，原来不公布一把手的电话号码就会没有渠道，就没有正规渠道，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只有公布了一把手的电话号码才会，那我觉得这个工作要反思。

　　第二个可能是有好的想法，是希望将来有这样的一个渠道等等，但是也要找好的一条路径。我举一个例子，在这里我一下子看到了我特别担心的东西，在十七大报告里头明确表达了对一把手权力过大的担心。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需要有民主程序和正常的机制举报等等很多方面的时候，只公布一把手的电话号码？他在电话中是要决策还是不决策呢？最后不还是像那个人说的那样，我接到了这个情况的话，我还得让他寄材料到我们的信访办等等，用普通的人说话了，这不是多费一道程序吗？变得更加麻烦。

　　另外，恐怕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因素，骚扰的等等不厌其烦，我觉得这里头可说的空间太多了，但是与其说指责现在似乎有人在努力的让电话保持畅通，我说不，回到原点去。为什么要公布个人的电话？我们难道没有其它的道路吗？

　　主持人：当私人电话因为职务的关系向社会公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来听听一位过来人的说法。他是教育部的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他的电话当时就是公诸于众的，咱们听听他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