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网
（电话采访）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我个人认为公布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工作电话号码，或者是他工作部门的电话号码，对于促进公开，对于加强和公众的联系是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特别是公布有关人员的私用电话，这可能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影响我们有关部门人员的私人生活。这个可能是应该避免的。
我个人认为这里头监督官员可能有很多种形式，如果通过这种形式作为对官员的一种监督，倒是值得商榷。因为官员首先他是公民，我们应该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生活自由的这样一种前提下来进行监督。我个人更主张应该公布部门电话或部门值班人员的工作电话。
主持人：显然旭明的观点跟刚才岩松是接近的。另外，这样的一个公开究竟能不能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日常我们的渠道应该是什么？在这种换届背景下才公开是一个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效果。
白岩松：对，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公布的是一个私人电话，到底这个权限是不是越界了？如果公布的是另给他配一部电话，我们先姑且不管近百万的费用或者说是几十万的费用，如果要公布的是一个公用的、移动的电话的话，为什么原来我们在各个机构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反映情况的、24小时有人值班的，并且可以汇总、登记在案的这样的一个举报或者说是可以反映社情民意的通道呢？应该把重点放在公共电话的设立上。
很多年前，当2003年之后，中国开始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的时候，我一直也会参与其中，当时也跟国新办的主任赵启正沟通过，我说可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错误，去公布一个个人的电话就以为是政府信息公开了。不对，政府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这个话听着像骂人，不是。我跟王旭明也沟通过，他肯定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政府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个人，其实是一个个人以及背后的团队。
比如说公安部的武和平，我举一个例子，他是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但他其实又是宣传局的局长，他会有一个热线的电话，是由工作人员汇总，需要他去解决的问题由他解决。比如说铁道部的王勇平，比如说原来在教育部的王旭明，我觉得一个合适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机构的标志，其实不用我觉得，我去香港看，去国外看等等，全是这样，只有到我们这儿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
主持人：那我们从善意的角度来揣摩的话，是不是公开电话的部门觉得公布了他们私人电话才显出我们的诚意，如果是办公室电话可以在下班时间不接听，不如那样显得更实在。
白岩松：好了，这就难怪有人会说这是一个作秀的举动，因为你仔细一想，未必能产生实际的效果，想要的实际效果是换届，换届的时候反映情况可以直接找到一把手，这里头隐藏着一种所谓一把手崇拜的这种因素。其实尤其在组织部长和纪委这个领域涉及到干部，涉及到监督等等的时候，更需要的是一支笔变成一堆手，变成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我们为什么又会说它只是个表面文章，未必会有实际的效果呢？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最开始打过去的都是记者的电话，真抱歉，今天下午我们又给人添了乱，这是一个。但是我们给他添乱的目的是希望将来大家能改变这种不断地给他们添乱的这种行为。第二个是相当大比例是推销。为什么？一个细节很有意思，260个山西县、市的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是登在了省报上的，就是党报上的。
主持人：好大一个资源啊。
白岩松：对，原来不知道这个县里的这个（电话），别人一看，出版社一听，推销书去。那个一听，我推销合作。甚至有人说中央领导的孩子，等等全来了。然后还有很多的人好奇，夜里睡不着，他睡不着，拨一个电话号码玩玩，拨通了，一听响了，挂了，那边再也睡不着了。
主持人：另外一个角度说，相信肯定有人是需要有一个渠道去汇报一些事，反映一些事，为什么这样的人恰恰没有打这个电话？
白岩松：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极小比例的是说举报等等的因素的时候，第一个比如说手机的时候，他会担心，我直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不会知道我是谁？第二个在他的电话里，会不会显示我的电话号码？我上哪儿去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是不是都到公用电话那儿？那我举报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呢，对吗？另外，三言两语能说得清吗？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相当缺乏对举报人的更缜密的一种保护，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一不注意就把人给陷了，甚至把人害了，我们要保护举报人。在这样一种心理博弈的过程当中，他面对一个直接的具体的人和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未必有的时候有勇气拨通这个电话，也未必能用很简短的语言把它说清。
主持人：所以一个好的规定出台，关键要看它是不是有操作性、有前瞻性、有人情味？稍后我们继续。
解说：和山西相比，云南省昆明市公布官员电话力度更大，范围更广。三年前的2008年2月16日，昆明市政府一下子占用了《昆明日报》的四个整版，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领导的859个办公联系电话及他们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举动在当时造成了“昆明纸贵”，因为当天的昆明日报被市民们抢购一空。
应永生（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这三年来我们领导干部接听电话，我们去年底统计了一下，30多万个电话，办结率来说是在90%以上，接听率基本上达到了100%，这是一个畅通的渠道。
解说：今天我们在昆明市政府网站的首页上，依然能看到这份电话名单。今天下午，记者也按照名单随机拨打了几位领导办公室的电话。
记者：是金志伟的办公室电话吗？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对，你说。
记者：电话公开这么长时间每天能接到多少电话？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我看应该是有20、30个电话打进来。
记者：这么多电话您亲自接还是……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没有，我们那个部长开会现在，我们刚好在这边（接听）。
解说：虽然没有联系上主要领导，但他们的电话都有相关人员接听，这样的高接听率应该和昆明市政府的严格监督有关。按照规定，领导干部电话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必须有人接听，如果领导干部外出要安排专人做好电话接听工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听和耽误接听。而对于接听工作不利的情况，将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应永生：如果不按规定办我们要严厉问责，去年年底统计了是，我们就对于领导干部接听电话情况抽查了13次，通报批评了188人，领导干部问责了5人。
解说：整整三年，昆明公开领导电话的工作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
应永生：有困难，现在有两个。第一就是有的人用这个电话来推销，联系业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的群众他投诉以后，通过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事实和他说的完全不符。
解说：三年接通近30万个群众电话，昆明的干部同样无法避免烦恼，但是，时间也在证明着另外的信息，那就是市民的肯定和领导干部的变化。
应永生：应该说它也是一种教育，使我们对老百姓应该是说贴得更近了，街头巷尾的很多事情都反映到了我们领导干部这里。这样使我们为民办事更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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