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011年3月中旬，中国人蜂拥买盐成为一大景观。
从非典到日本地震：十年来，我们因何而慌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恐慌作斗争的历史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每当灾难暴发，恐慌总会先行一步，并迅速蔓延。
电影《极度恐慌》就曾为我们描述过这一可怕的场景：一种奇怪的疾病，在非洲扎伊尔莫他河谷的雇佣军兵营中流行，美国军医抽取了感染血样离开后，另一架直升机投下巨型炸弹将整座兵营毁灭。三十年后，一只携带病毒的猴子被贩卖至美国，瘟疫开始大规模传播，巨大恐慌接踵而至……
有些恐慌，不分国界：千年虫危机、2012“世界末日”说……未知世界的种种，以人类有限的智慧恐怕永远都无法完全破解，所以，人类的历史有多远，恐慌就会跟着我们走多远。
有些恐慌，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未知世界相比，人类的自我破坏和应对不当引发的恐慌，就更加不可原谅。当全球都在为日本大地震后引发的核安全危机忧心忡忡的时候，一部分中国人再次表现出了“超强的智慧”，一股“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抢购食盐风潮几天内迅速席卷大江南北，恐慌程度甚至超过了刚刚经历大地震的日本人。
这是一个恐慌的年代。股市“恐慌情绪”几乎经常可以从分析师口中听到，“油价恐慌”更是深入万千中国有车族的心扉，上班族对闷罐似公交地铁和道路拥堵的恐慌、外地人春节前买不到车票的恐慌、农民工讨工资而不得的恐慌、买房族对房价和政策变化的恐慌……凡此种种，都已经成了常态。非恐慌，不生活？这话听来有点绝对，仔细想想，倒也并非全无道理。
伟人早有名言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然而当今天解决了温饱问题，手中不再缺粮的中国人，却更慌了。饥饿和政治运动之外，公共安全、食品风险、奸商炒作、环境污染、常识匮乏，哪一项都可能带来恐慌性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恐慌作斗争的历史。
公共安全和未知世界 发生在2011年春天的这股持续了三四天的抢盐风潮，让很多人忆起了几乎贯穿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物资恐慌。那一波断断续续近十年之久的商品抢购潮中，被抢购对象既包括手表、闹钟、布胶鞋等生活用品，也有电冰箱、电风扇、彩电等家用电器。而引发恐慌性抢购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资紧缺，还有居民对价格涨跌的不适应。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因恐慌带来的抢购商品潮，如今并未成往事。相反，最近十年来，倒有随着某个突发事件而愈演愈烈之势。这方面的例子，远一点的有2003年非典时期抢购潮，近的则有刚刚过去的抢盐风波。而要细数中国人新世纪（即最近十年）恐慌史，则要从2001年的天津说起。
传闻最早从当年的平安夜开始。据说有人那天在天津滨江道的商场被扎，扎人者是一批河南艾滋病人，专门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有艾滋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目的是报复社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天津“艾滋扎针”事件。
从2001年底到2002年初，“扎针”成了天津人口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有记者到天津探访后发现，当地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此事。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某时某地有人被扎了”的消息隔三差五就出现一次，而到底有多少人被扎，扎人者是不是艾滋病人，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认证。但整个城市却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冷清的街道，稀疏的人流，近千万人口的城市却让人感觉仿佛是到了一个边远县城。
恐慌或许不会无缘无故出现，但常识的匮乏却很容易成为恐慌的帮凶。天津电视台后来播出专家释疑：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毒。
相同的恐慌，2006年夏天在南方地区再次发生。当时流传的说法是，“有人将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注射到西瓜里，食用会感染艾滋病病毒”。一时间，南方一些西瓜主产区西瓜无人问津，瓜农愁眉紧锁。
常识的匮乏引发恐慌，继而又很容易变成公共安全事件。世纪之初的恐慌，从天津“扎针”风波开始，第一个高潮，则出现在非典病毒肆虐之际。
今天中国社会的所有成年人，恐怕都会对发生在2003年的那一幕心有余悸。可怕的病毒，加上有关单位早期对信息的遮蔽，直接造成了蔓延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巨大恐慌。板蓝根、醋、口罩、84消毒液纷纷脱销，有媒体披露，当时长沙一家超市每天每收的1000元货款中就有500元来自销售白醋的收入。各大城市街头行人稀少，地铁里空空荡荡，人们不敢坐公交车，出租车生意因此大好。每天都有新的病例出现，几乎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了绝望，不知道病毒何时才会消失。一些村庄设置路障，拦截外来人口进入，全国各地对来自北京的人“另眼看待”，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强行“隔离观察”。国际上，中国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也将中国列为“疫区”。乡村在停滞，城市在停摆，国家陷入恐慌。
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永远都是弱者。敬畏自然，开放信息流动渠道，尊重事实传播规律，才可能将恐慌降低到最小程度。那一年，中国人正是在这方面好好地上了一课，尽管过程曲折坎坷。从6月份起，社会秩序渐渐恢复正常，惊魂未定的人们稍稍得到了一些宽慰。
但类似的恐慌并没有完全绝迹。在此前后，甲流爆发，疫苗引发怪病，感冒药中PPA成分的安全性等，都曾一次次引起轩然大波。非典之前的2000年，因康泰克含有PPA成分被国家药监局要求暂停使用和销售，人们因此对感冒药产生巨大恐慌，很多人一时间不敢吃药。而非典之后的2004年，湖南隆回县爆发波及千人的因注射卡介疫苗导致“肺结核恐慌”事件，爱子心切的家长不再相信当地的医疗机构而远赴四川、贵州、广东、湖北等地医院检查。
有时候，恐慌多半源于怀疑，怀疑源自不相信，不相信，这日子又该怎么过？
食品安全和商人良知 养活人类的食品，最终却成了引发人们恐慌的主力军。这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当吃饭不再成为问题，如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所说，“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如果仅仅是“不放心”，也就罢了，现在隔三差五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到了让老百姓心惊肉跳的程度。不吃药，不打疫苗，或许还可以勉强过活，但不吃饭，总是不行的吧。
仔细数数这些年我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劣质食品居然为我们的生活奉献了如此多的新鲜词汇：2005年的苏丹红、2008年的三聚氰胺和大实蝇柑橘、2010年的地沟油、2011年的镉大米……如果再加上中央电视台今年“3·15”刚刚曝光的含有瘦肉精的“健美猪”，谈食品色变的中国人，一次次为媒体上突然出现的奇异新闻而目瞪口呆，继而是惊慌失措不明所以。有网友因此调侃这一次对日本地震引发核辐射的担忧：中国人恐慌什么？我们平时地沟油也吃了，三聚氰胺也喝了，还好好地活着，那点辐射算什么？！
如果说四川广元柑橘事件导致人们“谈橘色变”的反应的确有点夸张，那么三鹿奶粉引爆的中国奶粉行业三聚氰胺真相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慌，却是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数以千万婴儿健康的大问题。而在中国近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恐慌史上，不良奶粉厂家草菅人命，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段落。
2008年9月，让国人骄傲“梦圆”的北京奥运会刚刚闭幕不久，三鹿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让人气愤的是，早在当年年初，三鹿就已经接到消费者投诉，而中国首例因食用奶粉患“肾结石”的婴儿在6月即已经确诊。此后，全国陆续出现“结石宝宝”。更要命的是，经过有关部门统一排查，国内乳业大鳄纷纷现出原形，原来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已经是整个行业的潜规则！
“坚强”的成年人或许对吃各种“毒食品”已经麻木，但当黑手伸向那些弱小的婴儿时，恐慌还是不可遏止地袭来。一时间，国产奶粉不再被相信，各大医院挤满了忧心忡忡带孩子检查身体的家长，到香港、日本甚至是美国抢购奶粉、代买奶粉蔚为风潮，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但未必就该是原罪，只是当黑心商人与无力的监管“团结”到一起，食品安全成为中国人恐慌的重灾区之一就已是必然。
环境污染和民意角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另一个恐慌之源来自环境污染。这多半与地方经济的盲目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有关。
对于哈尔滨人来说，绕城而过的松花江无疑是城市的一大骄傲，那首优美的《太阳岛上》，更是唱出了哈尔滨人对松花江的喜爱之情。但同样是这条松花江，最近十年却先后两次成为哈尔滨人的梦魇。2005年因上游吉化公司一车间发生爆炸，导致松花江哈尔滨区段水体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消息传出后，立刻引起全市居民的恐慌，400万市民抢购饮用水和食品，更有人离市避难。五年后，同样的恐慌再度袭来，上游洪水导致七千化工桶进入松花江，抢购饮用水或离开这座城市，再次成了人们恐慌心态的真实写照。
在河南杞县，2009年7月，有媒体报道了网上热传的开封杞县一辐照厂“钴60被传泄漏事件”，后经核实并没有发生泄漏，而仅是发生“卡源”故障，但却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逃亡。一些群众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汽车、拖拉机、三轮车等各种车辆堵满了该县通往周边县市的道路。后来当地警方拘留了转帖网民，但对于信息公开是否存在问题却没有明确说法。
出逃避难，成为很多人面对本地环境污染恐慌后的第一选择。但也有的地方人们虽然恐慌，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比如厦门人。
2007年，一个庞大的化工项目拟在厦门建设的消息令众多厦门人深感不安。虽然早就对此有所耳闻，但当这个名为“PX（对二甲苯）”的项目即将落户，恐慌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梦魇。由于担心项目影响5公里半径范围内超过10万居民的生命安全，厦门人选择了主动迎战。当年6月1日和2日，超过两万厦门人连续两天上街“散步”。最后，该项目不得不放弃落户厦门。有媒体随后称，喷薄而出的民众意见，阻挡了一个庞大的化工项目。而厦门人，更是因“勇气和理性”获得多家媒体的“年度人物”殊荣。
恐慌面前，普通民众需要的是冷静应对的勇气，而当民众产生恐慌时（甚至恐慌发生之前），掌握信息的部门需要的则不仅是勇气，还有披露真相的责任和担当。
权威失信和多元传播 在信息对称方面，公众永远都是弱者。所以，掌握公权力一方对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就成为杜绝或减少公众恐慌的解压阀。事实上，从这些年多起恐慌事件发展的脉络来看，这个“解压阀”并不总是那么灵光。
2010年，蜱虫成为全国最知名的虫子。当年9月，河南、山东等有多人被蜱虫咬伤后不治身亡，引发当地百姓恐慌，全国其他地区也是谈蜱虫色变。而事实上据中国之声报道，在河南信阳，蜱虫咬人致死的情况一年前就已经爆发过，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面对患者、死者家属的投诉，当地卫生局以保密为由不予重视。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2009年的深圳。据《南方日报》报道，当年年底，深圳连续发生多起小学生被绑架的消息以网络和短信传播的方式蔓延，在学生家长中产生集体恐慌。但由于绑架案件的官方消息姗姗来迟，很多家长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对于重大安全事件以保密或其他理由拒绝向公众披露信息，无疑只会助长恐慌情绪。2010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紫金矿业，就是以“担心引发恐慌”为由，直到污染发生9天后才将事故公之于众。而彼时，周遭河段生态环境已受影响。
而在江苏响水，2011年2月因误以为生态化工园区发生爆炸，导致方圆十多公里内上万名群众惊慌出逃，引发多起车祸，4人死亡（详见本版头条），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虚惊。但民众的反应并非没有来由，当地之前曾发生两起事故，当时县政府皆先称是“谣言”。
政府信用的缺失，无益于缓解恐慌情绪，而政策推进过程中的信息不当，甚至反而可能加剧恐慌。去年北京市政府推出的缓解交通拥堵政策，就引发了这样的恐慌。政策出台之前，小道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一时间，市民纷纷抢搭末班车，恐慌中的购车热潮蔓延全市。
值得注意的是，梳理中国人的恐慌史后会发现，网络和手机短信已经成了这十年恐慌蔓延的主要载体。现代化传播手段为流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恐慌也往往会因此跨地区甚至是跨国蔓延。日本大地震后的这次抢购食盐风波，就已经波及了在美国的华人，后者大都是听到国内亲友传递的消息后自己或帮国内朋友购买食盐的。
心理专家说，人是群体性动物，害怕为群体所抛弃，有正确认知世界、得到群体认可的基本要求。这决定了跟随众多人的选择，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只是，当一窝蜂的从众心理与现代化的传播渠道相遇，如果政府相应的信息公开稍微有所欠缺，恐慌呈几何级蔓延就会成为必然。
(责任编辑：UN011)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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