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我认识刘永好有些年了,真正比较深入的接触是在2003年到2004年。那时候,我在全国政协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委员会把对民企的生存状况调查和政策建议的调研作为当年的一项重要的调研任务,委员们到辽宁、浙江等省进行调研。在“民营经济调研组”,我和刘永好都担任组长。
我当时感觉到这个调查十分必要。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比例日渐增加:平均每天增加一千五百多家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注册资本每天增加三十亿元,仅2003年一年民营经济增加资本金大约一万亿元。民营经济在缓解就业压
力方面的作用不断扩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在民营企业中就业。通过调研,我见到了许多民营企业主,虽然他们反映的信息是零散的,但具有共同点: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帮助解决某些重要问题。调研期间,我和刘永好接触较多,相互了解也增加了。
2004年2月,我们根据历时半年调研的成果,写成了一份报告《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对于民营企业普遍遇到的融资难、行业准入难、税费过重、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不足等问题都做了梳理和小结。报告上报国务院后,受到重视。接着,我们又分别召集了几批民营企业主座谈。所有这些都促成了“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
我对这段经历印象很深,相信刘永好也一样。在调研过程中,尤其是在最终撰写调研报告阶段,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因为“非公经济36条”不仅对整个民营企业,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刘永好自己就是一个从四川农村的一家育种场走出来的企业家,作为民营企业主,他所经历的酸甜苦辣,让他更有做好调研的意识和动力。最近一些年,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既是一位杰出的工商界人士,又是积极的参政议政者。同时,他还是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他为自己所在的群体鼓而呼,为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振奋、苦恼、焦虑、仗义执言。也许若干年后,我们会认为这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但在今天,这仍然是不多见的。
在交往过程中,我发现,平时他的话不多,倾听多于发言,基本上不说惊人之语,也很少诉苦。如果见面次数不多,他并不是一个让人一见面就牢牢记住的人。然而,正因为他持续而专注的倾听,会让人感觉到,他是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的。他不张扬,衣着朴素,待人礼貌,他的倾听是在消化别人的观点,从而形成自己的主意。“天府之国”自古就以“川商”闻名,刘永好就是一个典型的“川商”。过去,“川商”有时不言不语,却往往会迸出大智慧、大手笔、大事业,让人吃惊,其实,仔细想想,这又都在情理之中。刘永好在战略投资方面的判断力很强,这从他至今几乎没有大的战略失误能看出来。看来,他从没有被财富所扭曲。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刘永好常说,做实业就要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帮助解决当地就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问题,说到底,实业的高质量是经济体健康的根本,这应是企业家的使命。《藏锋刘永好传》这本书写得很细致,让人看到了与大众印象中不那么一样的刘永好,也让我有机会再识刘永好。
刘永好常说,做实业就要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帮助解决当地就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问题。实业的高质量是经济体健康的根本,这应是企业家的使命。这本书让人看到了与大众印象中不那么一样的刘永好,也让我有机会再识刘永好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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