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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青年报
围墙外，高楼林立；围墙里，乱象丛生……上世纪80年代农民土地被征收，本地居民因此得了大片空房。改革开放后，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原先的村民将自己的空房出租。这里的房屋租金低廉，因而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场所，“城中村”渐渐形成，它像一个独立世界：有自己的诊所，还有狼狗看守的聚赌点……高家浜居委会管理人员马裕秀告诉记者：“这里已经是最后的城中村了。”本报记者严柳晴
》乱象
赌博机一条街每天收入十几万元
高家浜“城中村”由两个自然村发展而成，北面叫乔家塘村，南面叫高家浜村，从2002年起，村改为居委，隶属于徐汇区虹梅街道。被田林路，苍梧路、桂林路、漕宝路包围。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小区户籍人口有2000多人。“这里住着4万人。”一位老居民告诉记者，“4万人”这是当地居住人口“民间版本”，流动人口多，身份错杂，这片城中村乱象迭出。
“赌博机”：猎犬看门，赌客几天输掉1万多元
在高家浜老居民的回忆中，第一家赌博机开在2005年，老板是安徽人，这条街的赌博机，基本都属于安徽人掌控。仅仅在主干道上，游戏机房就有十几家。每个游戏机房都24小时营业，每个游戏机房门口，都有专人镇守，一些游戏机房门口，还养着几条身形彪悍的猎犬。
从安徽来的小伙子张易就被老板从老家“带”到游戏机房。两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只是在游戏机房门口充数看门。这家游戏机房有一间30平米的房间，四面无窗，“你知道吗？游戏机房钱很好挣，每天的收入就有十几万，不过，这里风险非常大。”张易告诉记者，赌博据点市场会碰到工商、公安的查抄。一家关闭的游戏机房前，被砸烂的老虎机被丢弃一边。
记者在张易看管的游戏机房里看到，赌博人多为约20岁的年轻人。一个20岁出头的男青年输掉了身边最后的100元钱，默然地瘫倒在地。他从四川来上海半个月，一直没能觅到合适的工作。一日闲来无事，就来游戏机房。
“第一天赚了几百元，我以为我还会赚。后来我把赚的钱都输了，我希望能把它赚回来。”一连几天，他把一万多元的赌注押在游戏机房，结果血本无归。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游戏机房时，没能见到这个男孩。张易告诉记者，因为害怕房东和游戏房催债，他已经收拾包裹回了家。
在高家浜一位协警推着车，沿着小道巡逻。该协警称，虹梅街道派出所每天都会派人来巡逻一次。“根据规划，我们下半年就要拆了。”
“黑诊所”：800元卖次血，给糖尿病人输葡萄糖
在城中村的墙头，随处可见“爱心献血”。居住在高家浜的张先生称，这是司空见惯的“卖血广告。”在广告上称“代替他人献血，一次可以有700-800元收入。”记者拨通了该卖血广告电话，对方提出，带上身份证在中介门口集合。“抽血之后立刻付现金”，就挂断了电话。
“这些血站可能会和私人诊所有联系”，一位曾开过私人诊所的医生透露。记者看到，在高家浜小道上，随处可见红十字标记，一些标注在树干上，有些被悬在街头。沿着大红色的箭头往内走，私人小诊所蜷缩在角落里。在整个虹梅地区，只有一个正规卫生站，隶属于虹梅街道地段医院。而其他的私人小诊所，则“各司其政”。
“这里有一部分是私人小医院，一些略懂皮毛的生意人，批发些药材，就能在这里开店。和开一个小餐馆，没有区别。”这位医生就住在一家小诊所边。“这里的诊所，感冒就给你打吊针，连糖尿病人，都会被打进葡萄糖。”
》前世今生
“最后的城中村”下半年动迁，“我们无处可去”
起源：被征地后靠房租收入自给自足
“这里以前是个真正的村庄，这条主干道很清静，”在高家浜居委会工作，又在此地生活近50年的马裕秀回忆，上世纪80年代，高家浜和乔家塘的主干道几乎没有店铺。高家浜都是平房，每家人窗户全都朝南开。高家浜周围是大片农地。
“不过征地之后，一切都改变了。”1973年，高家浜地区被第一次征地，农民的田地上盖起了天平仪器厂。此后，高家浜北面盖起了分析厂和中央无线电厂，西面建起了仪表一厂等多个工厂。
从此之后，高家浜的年轻人，被陆续吸纳到工厂做工。1980年，广电公司征收了120亩地，高家浜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经历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广电公司委托高家浜居委会管理一部分住房。高家浜居委会的日常开支，都来源于房屋租赁。2002年，风信电器厂收购了高家浜所有地产。
“高家浜和乔家塘属于‘一国两制’。”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回忆，1984年至1986年，高家浜和乔家塘有一段时间合并。后来，因为乔家塘靠居委会提供补贴，而高家浜则靠自己的房租收入自给自足。“兄弟村”为此分道扬镳。
发展：外来人口入住，小商店鳞次栉比
1985年，当地人沈惠芬在乔家塘开了这条街上的第一家商店。与此同时，这片村子也迎来了第一批外来人口。当地人回忆，第一批来高家浜的是安徽人。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安徽人的生意蒸蒸日上。之后，他们带来了自己的老乡，随后，这里又住进了一些四川人，随后，山东人、福建人……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就在高家浜寻找商机，而与此同时，本地人的田地被征收后，得到了一部分空余住房。两者就成了稳定的供求关系。
本世纪初，这里已经成了一条“商业街”，理发店、水果店、蛋糕店……成了“不出门也能过一辈子”的地方。但是直到今天，沈惠芬的汇丰综合商店是这条路上唯一有营业执照的店铺。
形成：“城”里的房东每天进“村”做生意
上世纪90年代起，高家浜的周围的变化翻天覆地。沈惠芬惊讶地发现，桂林路上，旧厂房已经拆除，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停车场……田林地区变成了繁华的商业地带。而高家浜一带人仍然生活在砖房中。“‘城中村’这个名字没有错，外面是城，里面还是村。”沈惠芬的生活也日渐富裕起来，她搬到了附近的田林新村楼房居住。在高家浜，她有十套左右空余住房出租。她每天都会到高家浜，遇到想来租房的人，“相貌干净的，我就把房子租给他们。”
高家浜、乔家塘的老年活动室里，聚集了一些老人家。他们的住所分散在田林、康健、上海师大和上海南站附近。他们会不定期来居委会和老邻居聚头。每月定期收房租，和自己的房客聊天。
未来：动迁在即，“我们没有地方可去”
高家浜居委会管理人员马裕秀告诉记者，根据规划，高家浜下半年就会开始动迁工作。“这里已经是最后的城中村了。”
半年前，高家浜小区边的曹家宅、罗汉松、毛家塘小区相继拆除。高家浜、乔家塘地区也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动迁工作。动迁居民将被安置到浦江、莲花南路、泗泾地区。马裕秀说，在高家浜的居民中，有90%不在高家浜居住。因此安置对本地居民而言并非难题，“而这群外来人员该怎样安置，还没有等到说法。”
高家浜20号内，房东对房客陈阿婆提起，住房将被拆迁，陈阿婆最多只能住上三个月。“我们没有地方可去。”想到将来，她和儿女们默默无语。
》专家视角
棚户区变异体成城市化痼疾
“这类‘城中村’，可以说是上海棚户区的变异体。”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都市文化研究专家苏智良介绍，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输入和工业的发展，大量贫困农民来沪谋生，因无力租赁住房，于是在荒地、路旁、河畔，以至工厂周围的空地，各式各样的棚户区由此而来。
棚户区最初出现在黄浦江畔及苏州河两岸，继而向工厂周围空隙地及铁路两旁蔓延，最后遍布市中心区周边的所有地段。“在棚户区里有其自有的生活方式。”
解放后，上海的许多棚户区也陆续拆除、改造，“三湾一弄”被相继拆除。著名的“药水弄”被改建，上海最大的棚户区“潘家湾”、“谭子湾”地区也被改建为“中远两湾城”。而剩下的一些区域就被城市给包围。这些地区租价低廉，会吸引一批外来务工人员涌入，而外来租户会形成一种”势力”，改变区内的生活、文化模式。然而周边的环境逐渐城市化，这片区域因其封闭的居住环境与外界隔绝，渐渐地会成为一个自卑的内向性群体。
苏智良认为，“城中村”已经变成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痼疾。“‘城中村’是必然会被拆除的，当然在拆除中会遇到许多阻力，怎样照顾到本地人的利益，这些外来人口如何安置？这些问题也有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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