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捕公判大会频繁上演 媒体称“和谐地反法治”

　　谁在导演公捕公判

　　公捕，是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巧妙地借以释放民怨、营造"恶有恶报"这一公平假象的"修辞"策略和行动方式。公捕公判大会的不断上演，是"和谐地反法治"的表现。

　　法治周末记者 李秀卿

　　“即使把小偷的手砍了，仍然有小偷”

　　这种受难便具有模棱两可的含义，它既表示犯罪的真相又意味着法官的错误，既显示罪犯的善又揭示罪犯的恶，既表示人的审判与上帝的审判的一致，又表示这二者的背离。正因为如此，围观者才怀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到刑场，观看真实的受难场面。在那里他们能够发现有罪和无罪，过去和未来，人间和永恒的秘密。

　　———在《规训与惩罚》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这样评价公开行刑的漫长过程。

　　2010年7月，在湖南娄底举行的公捕公判大会上，罪犯和犯罪嫌疑人胸前挂着白纸黑字的木牌，上面写着“盗窃犯某某”、“偷窃犯罪嫌疑人某某某”等字样，他们被押到娄底涟钢青山运动场的主席台上，面对的是足球场草坪上6000张神色各异的面孔。

　　这些戴枷受辱，被公开示众的人们，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

　　在不久之后的2010年11月，陕西省高陵县举行公开处理大会，公开逮捕一批犯罪嫌疑人；2011年4月12日，湖南省祁东县在政府广场召开公捕大会。

　　在《南方都市报》记者拍摄的娄底公捕现场的一张照片中，至少可以看到围观者的四种表情：高兴、悲伤、同情、冷漠。那一刻，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牌子示众的那些穿黄马甲的人，已经不再是“同类”。

　　有网友这样评价公捕公判大会：“学丹巴(丹巴是西藏的一个县———记者注)里的藏族，犯法违规就用带刺的荆条抽，全村人围着他吐口水！”还有人表示：“建议把游街示众当作刑罚的一种措施写进刑法。”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邓子滨认为，公权力制造的这种围观“盛宴”，降低了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它告诉人们，挂牌子的就是坏人，就可辱，甚至可杀。

　　“震慑犯罪，警示群众。这是最管用的方式。全国各地都在搞，这说明(公捕公判)是个好东西。”娄底市娄星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潘汉平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举行过公捕公判大会的地区，再举办第二次的很少见，而这些地区的犯罪现象也并未消失。

　　湖南娄底连续两年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示众，则属少见。2009年7月31日，同样是在涟钢青山运动场，娄底市对专项整治以来，抓获的偷盗涟钢生产物资、阻碍涟钢生产经营发展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了公捕公判。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对此，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认为，公捕公判大会违法的是“示众”，而非“公判”。

　　然而，通过惩罚犯罪与威慑犯罪，是否能够遏止那些潜在的犯罪呢？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否定的结论。意大利学者、“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对犯罪最有力的约束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

　　“取消了死刑的国家，杀人犯罪的数量并未增加，哪怕凌迟处死，犯罪仍然会发生。当每一个新的案件发生的时候，意味着上一次的威慑宣告失败。”邓子滨说，“刑罚的严酷性不仅在威慑上是有限的，像安眠药一样，每次都吃才能入睡，就会产生依赖。”

　　邓子滨认为，公捕公判的组织者以这样一种超常手段追逐功利，但这一手段并不可以反复使用。

　　“为了使大家有观感，就要不断使手段残酷化，同样，如果要使公捕公判起到有效震慑作用，每一次的大会规模理论上一次要比一次大，抓的人一次比一次多，参加的人一次比一次多。只要不如上一次的规模，大家就没兴趣了。”邓子滨因此认为，公捕公判只能是偶尔作秀，不可能次次上演。

　　“犯罪饱和论”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司法制度下，都有一定量的犯罪的存在，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自然及社会条件所引起的，其质和量与每个社会集体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意大利19世纪刑法学学者菲利的这一观点，至今被我国学者广泛引用并讨论。这个观点告诉人们，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无法赶尽杀绝的。

　　隐匿的允诺

　　就像一片孤叶，不会未经整株大树的默许就枯黄。作恶者胡作非为的背后，并非没有你们大家隐匿的允诺。

　　---黎巴嫩文豪纪伯伦

　　法律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专家普遍质疑，公捕公判大会违反了“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

　　以示众性的逮捕或者判决的形式，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进行羞辱，明显违背了我国宪法和刑事法律的规定，不断受到媒体的批评。

　　即使如此，公捕公判大会还是被默许了。支持这一行为的，首先是强大的群众基础。2009年4月，在温州市举行的“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上，当地媒体报道称，广场上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娄底公捕公判大会上，一名女性老职工显得忿恨：“要是在毛主席的年代，这些人要天天抓来斗！”而当天观看公捕公判大会的湘中文武学校的学生则说，看到警察押着疑犯游街“好威武”，以后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根据福柯的观点，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声哀嚎、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符号。

　　事实的确如此。公捕公判大会召开多次后，涟钢的老职工和“上面的领导”都说好。公捕公判会场上演的，是官民热烈互动的执法和司法大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晖认为，民意的规范表达就是法律，一旦这种规范表达成型后，民意又必须服从法意。否则，法将不法，公正必然无所寄托。

　　邓子滨以两种法治观为例，解释目前的情况：其一，假如“严打”打错了几个人，有人说，那是“严打”的必要代价。其二，案件经过审判之后，放掉了几个坏人，有人说，那是维护正当程序的必要代价。“坦率地讲，我们的民意还是‘宁可错杀，也不错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地方执政者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百姓恐怕也不会答应。”

　　“主观上为追求立竿见影的秩序效果，官民互相投其所好。”邓子滨说，从实质上看，被抓的人绝大多数最后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但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会不会冤枉谁，而是在现代法治社会，这种手段不应当被提倡。

　　尽管公捕公判大会不断遭到学界人士的批评，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地方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大会的组织者无需承担任何违法后果。相反，这种做法还能向社会表明，政府打击犯罪的态度是坚决的，公捕公判大会也就成了事实上的政绩工程。

　　娄底市委政法委书记易春阳曾委婉地对媒体表示，公捕公判跟中央的精神不太吻合。但这种行为往往被上一级司法机关和当地政府所默许。

　　据报道，一位自称见证了不下5次公捕公判大会的娄底本地人评价道：“这只是一场戏”———地方党委政府是这场大戏的总导演，公安和法院是戏剧的正面角色，而疑犯和罪犯是大反派。

　　“我不大相信一般的法院院长会意识不到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谢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更重要的是，在不少地方，权力支配法律已是一种‘习惯性事实’。”这种情形，可以在娄底市官员有关公捕公判是一种“习惯性做法”的说法中得到印证。

　　因此，谢晖认为，即便有公捕公判现象属于违法，在权力面前，只能徒具形式。更何况，对党委、政府及其他公权力组织的集体行为、抽象行为、内部行为等违法时，缺乏必要的责任科条，这正是对公捕公判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政治大学(台北)兼任教授陈长文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所有有志的法律人，我们不但不能容许自己成为败坏法律人名声的那片‘枯叶’，也绝不能容许自己成为默许枯叶萎黄的‘隐匿允诺者’。”

　　"和谐地反法治"

　　对于围观者来说，罪犯既是一个做戒的榜样又是一个攻击的目标，既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又是一个"猎物"，而这个"猎物"既是应允给他们的又是禁止他们捕获的。

　　---福柯

　　“在一个法治国家，任何目的，只有把它装置在程序中时，才有正当性可言。废弃了程序而实现的所谓目的，在法治视野下，都不能称之为正当目的。”谢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在2010年娄底公捕公判大会上，一位犯罪嫌疑人家属抱怨道：“我也不懂法，但是法律应该没有规定要游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即使判了死刑，也不能这样啊……”

　　邓子滨认为，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破坏了法律，更容易造成民众弱化法治意识的后果，且容易给犯罪嫌疑人埋下复仇的种子。

　　公开的羞辱给人留下的是一段痛苦的记忆。谢晖曾与一位其父亲被划为富农的先生聊天，这位先生说：“解放后政府剥夺了我家的田地，我一点也不记恨，毕竟这些田地还在乡里乡亲的手里。让我永远记恨的，是每次运动一来，把我的父亲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的情景。我经常告诉儿子们，此仇如同水火。”

　　谢晖认为，只要一个人还存在面子意识，这种“侮辱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会伴其一生。这种负面效应，包括对社会的仇恨。

　　实际上，为保护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合法权利，我国在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进行规范，严禁示众也以各种规定的形式反复强调。

　　我国1980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执行死刑不应示众。但在随后的严打中，这一条法律被严重践踏。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关于执行死刑严禁游街示众的通知》，其中强调：“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特别是开放城市更要严加注意，以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

　　在“两高”和公安部于1988年下发的《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中，在重申上述原则的同时，又补充规定：“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如再出现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1992年，“两高”和公安部《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中又强调了这一原则。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知，再度明确：“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公开宣判并送达执行通知书，不得为了营造声势而延期宣判和执行。”

　　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而对死刑犯之外的其他违法犯罪者的人格保护并未提及。

　　然而，这些具有现代法治理念的措施并未完全奏效，基层仍然热衷公捕公判。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这样评价公捕公判大会：“他们煽动对罪犯的仇恨，好像社会不好完全是因为他们。能割掉罪犯的生命，割不掉罪恶，把犯罪嫌疑人公开侮辱，实际就是推卸责任。”

　　“公捕公判之类的举措，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地方政府转移人们对社会不公的认识视线，把怨恨尽量地从针对政府而转向针对犯罪等社会丑恶现象。”

　　谢晖分析道，“公众对公捕公判的围观并拍手称快，正是对社会不公的真正原因模糊不清时的一种替代性发泄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公民对犯罪现象的深恶痛绝。”

　　“最重要且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也是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巧妙地借以释放民怨、营造‘恶有恶报’这一公平假象的‘修辞’策略和行动方式。”谢晖说，公捕公判大会的不断上演，是“和谐地反法治”的表现。

　　根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以来，经媒体披露的各地公捕公判大会至少有20次。在谢晖看来，各地热衷公捕公判，借此惩治“罪犯”、震慑潜在的犯罪者的“这番美意，此番恶举，种下的或许是龙种，收获的却只能是跳蚤”。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