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的公开之难

　　缺乏外部约束

　　蒋洪对于科技部本次公开的“三公”经费预算表示了“审慎的赞扬”。他说，如果从信息公布本身来讲，这当然比过去更进一步，然而对于纳税人意识越来越强的中国公众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公布”依然达不到有效监督的目的，“看不出来各种公务消费到底是怎样的标准，也不知道是基于怎样的目的把钱花出去，在增加预算透明度方面，作用很有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了解，即使是在部委内部的预算表中，也没有专门为“三公”经费设立科目，“估计都是从原始的科目里扣出来的数字，6月份将要公开的2010年数字，估计都是这样一点点扣出来相加的”，因此他认为，“三公”经费的数目，实在很难做到所谓具体到项目的全部透明公开。

　　蒋洪带领的上海财经大学团队连续三年对31个省区的财政透明度状况进行了评估，在评估的第一年他曾说过，“如果以100分为满分的话，我国财政的透明度总体情况大约为20分左右”，三年过去，他的白头发多了不少，财政预算透明度却增加不多，他现在的判断是“大约地看则是原地踏步，徘徊不前”，而中央部委的新一轮晒账本，也再次印证了他的观点。

　　此外，蒋洪对科技部本次公布“三公”经费的计算方式也表示怀疑，“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也无法判断它的统计口径是否完整”，他举例称，比如说公务接待，既可以接待费单列，也可以被划入项目经费，“如果这样的形式大量存在，那么三公支出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散落在各项支出当中。”刘尚希也说，“完全有这个可能，公务费用体现在项目经费中，最后从具体项目走账，这是很难避免的现实情况”。

　　一直参与《预算法》修改的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更愿意从稍远一点的角度看待本次科技部公开“三公”经费预算，“究竟为什么是科技部首先突破了这个障碍，大概我们谁都不清楚，但肯定是来自于行政力量的压制，而非来自于法律自身的压力，目前的《预算法》并不能给中央部委们这么大的压力”。在李炜光看来，必须在行政级别的重压之下才能促进这样的公开，对真正的公共财政来说并非一件好事，因为“内部控制永远比不上外部约束”。

　　但《预算法》的修改依然未有定期，它一度被列入了2010年的立法计划，却最终连一审都没有进行。李炜光颇有感慨，“行政机关权力过大，立法机构权力过小，《预算法》的修改，难上加难。”2011年度的立法计划尚未公布，但《中国新闻周刊》多方询问得悉，在4月底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依然没有《预算法》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