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本报记者李松黄洁
因不服北京市文化局作出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同意书》，刘先生将文化局告上了法院。4月28日下午，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起行政案件由一名法官独任审判，适用了简易程序，这是继去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后，国内首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
下午两点半，审理正式开始。法官孙建一人端坐在庄严的审判台后宣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本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此案，由行政审判庭法官孙建独任审理。”
旁听席上，来自最高法以及成都、北京等试点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基层法院的法官们，观摩此次庭审。
“文化局给我颁发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同意书》内容错误，导致我长达4年没能办下相关手续，我要求撤销被告所作同意书的内容，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刘先生在法庭上说，北京市文化局2006年6月12日作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同意书》中载明，被许可人为“北京瑞得在线好利缘上网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刘先生”，“连锁类型：加盟连锁”等内容。但事实上，其在向文化局申请筹建时，“北京瑞得在线好利缘上网服务中心”还只不过是一个刚刚经过工商部门核准的企业名称，不能作为独立主体充当“被许可人”，而且在企业性质上同意书写明“连锁类型：加盟连锁”，与他申请的个人独资企业也不符。
对于刘先生的主张，卫生局的答辩意见很简单，认为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刘先生在同意书作出4年半以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听了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后，孙建主持进行法庭调查。
“原告，你何时收到的同意书？”
“2006年6月就收到了。”刘先生答道。
“为何等到此时才提起行政诉讼？”
“文化局作出同意书时没有向我说明权利，直到去年我与其他行政单位发生诉讼才发现，按照同意书，我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申请人，也不是被许可人，同意书内容有误。”
案件进行至此，诉讼时效成为焦点问题。为此，孙建当即宣布休庭10分钟，对原告的起诉期限进行审查。
短暂的休庭后，孙建查明相关事实后再次回到法庭，并当庭对案件进行了宣判：经过审理，刘先生在得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后，时隔4年才提起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依法判决驳回其起诉。
一场行政诉讼纠纷，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审理便有了定论。用海淀法院院长鲁为的话说，这正是推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鲁为介绍，近年来，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及审判难度均大幅增加，与有限的行政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成为近年来行政诉讼进行改革创新的主要方向。而对于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一方面可以使整个案件处理所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大为减少，提高司法效率；另一方面则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让“民告官”变得更为便捷。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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