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了结车祸案 又陷入“刑讯逼供门”

　　法律专家告诉本刊

　　李刚成了一个符号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胡婷婷

　　目前，“王朝入室抢劫案”正在重新审理中，李刚涉嫌“刑讯逼供”，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重审将如何进行？网络和媒体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请他做专业解读。

　　环球人物杂志：王朝称李刚对他进行“刑讯逼供”，请问构成“刑讯逼供”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王顺安：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长时间连续审讯等方式的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这种行为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是一种犯罪行为。犯罪的主体必须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犯罪的对象必须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而不论对象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都不会影响刑讯逼供的错误本质。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的冤假错案中有哪些与刑讯逼供相关？

　　王顺安：比较典型的有：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徐茂军案等。河南人赵作海1999年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拘，后因证据不足数次被检察院退回，但在严刑逼供下，他只得9次认罪，2003年被判死缓，直到2010年“被害人”突然现身，才洗清冤屈。湖北人佘祥林和湖南人徐茂军，一个被怀疑杀妻，一个被怀疑受贿，均在事实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刑讯逼供、含冤认罪，直到几年甚至十年后才真相大白，相关的办案人员都受到严厉查处。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错案、冤案，主要因为办案人员片面追求办案效率、玩忽职守、主张有罪推定，导致草草结案。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李刚等执法人员被证实刑讯逼供或办案不公，将面临什么后果？

　　王顺安：目前尚不清楚王朝案的真实情况，不能妄加评论，也不能拿前面所说的几个案子作为判例。如果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那么李刚等人必须承担滥用职权的恶果，也说明公检法机关没有起到法律制约的作用，这是一种悲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大的官也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但目前，刑讯逼供的情况在基层公安部门中确实存在，有些基层干警为“完成任务”，不分青红皂白，胡作非为，剥夺人权，破坏刑事诉讼文明，这是极其恶劣的行径，必须坚决取缔，从严处理，绝不能姑息。

　　环球人物杂志：重审应如何进行，以保证其公正性？

　　王顺安：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刑事诉讼取证要认真核对、合理合法。因为这起案件备受关注，上级公检法机关应高度重视，交由当地法院、省高院、必要时由国家最高法院审理，甚至可以考虑组织专门的公检法力量参与其中。这样看起来仿佛是“杀鸡用牛刀”，但为了平息民愤、还民真相、取信于民，也值得一试。曾经的赵作海错案，正是在上级司法机关的密切关注与督办之下得以迅速纠正的，问责程序也是由上级司法机关启动的。

　　环球人物杂志：个别执法人员在办案中使用刑讯逼供，本案中的王朝也称自己受到了李刚等人的逼供，这是否反映了基层公检法部门存在的一些问题？

　　王顺安：对于“李刚逼供”的情节，我个人存在质疑。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公检法部门的出错率还是很低的，冤假错案确实存在，但数量不多，不能因为某一起案件，就随意否定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学校法律教育的成果。但可以将这起案件的查处作为契机，及时、权威地发布再审进展，展现公检法部门的公开、公正、公平。

　　即使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李刚逼供”被查属实，这也只是个案，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是给国家添乱子，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

　　环球人物杂志：网络和媒体对这起案件有哪些影响？

　　王顺安：媒体监督是民主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曝光社会中掩藏的问题，促进社会达到公平、正义。由于网络和媒体力量的参与，这起案件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如果没有“我爸是李刚”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这位市区分局副局长也不会引起特别关注，他涉嫌刑讯逼供也不会持续吸引网民和媒体的目光。李刚成了一个符号，众多网友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符号语言，表达对权力失范的不满。

　　但当一系列突发事件发生时，网络的力量也可能让小事变大事，造成社会不稳。因此，在当今的网民社会中，维权要谨慎，要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在法治框架的指导下进行，严格依法办事，积极公正维权。要防止控告人借用李刚这个符号，致使滥用民主的情况发生，影响法律程序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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