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伊拉克战争前在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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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执行总监、早期互联网的思想家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曾经预测说，互联网的全球化，将改变我们的国家观念。他预测，国家将会蒸发，“就像一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民族主义将不会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而在中国，这颗樟脑丸挥发的速度似乎要慢许多。

　　杨锦麟先生笑言，“在凤凰卫视，我的同事董嘉耀所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所有栏目中，收视率一直位居榜首，其他栏目再出彩再优秀，一般都无法超过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究其原因，他认为随着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崛起速度的递增，中国被激活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水涨船高，“他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需要不断被调动日益高涨的大国情怀，甚至也需要在虚幻或现实的政治情境中获得和平年代所无法获得的精神快感。”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国内也呈现出不少社会矛盾，在一种有意无意的鼓励下，民族主义——往往流于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氛围开始在中国社会升温，再经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举办奥运会等负向或正向事件的发酵，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势力，与自由主义、“新左派”鼎立为当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

　　对美国的态度是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一个风向标。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引起广泛影响的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第一次通过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中国普通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出来。这次调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青少年一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美爱国情绪。调查显示，87.1%的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同时超过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反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高居最反感国家的榜首。参与此次调查设计的学者房宁评论，“这样的惊人数据，与人们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观念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大大出乎包括调查主办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

　　2003年的一项类似调查中，日本取代美国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

　　随后，《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3本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标志。其中，《中国可以说不》据说卖了300万册，成为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但就是这本书，连作者本人都承认不够专业，有滥喊口号之嫌。“商业上的哗众取宠比较多。除了直接赚取人民币，还包括迎合意识形态，向上爬。”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则构成了报纸的一道风景。《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尖锐耸动的标题一度引来多方批评。

　　2004年7月30日，在时任总编辑何崇元的主持下，该报社委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何崇元称之为“报社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会议”。会上，他要求采编人员转变思想，达成共识，“摒弃冷战心态，客观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绪化，文章标题、内容、措辞要稳妥、平和、客观；消息和资料来源要真实、可靠”。

　　《环球时报》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中日关系，其中对日本“揭露”、“抨击”性的报道和言论占了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大批仇日甚至逢日必反的国民，其中，历史问题的纠葛构成了对日不信任的基调。对此，袁伟时教授说，“应该将历史真相告诉年轻人。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是日本也帮助过中国。20世纪初，中国在教育体制、司法体制上有过很大进步，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给过中国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日本渐渐成为利益共同体，贸易量非常大，就不能再简单地鼓动对日本的仇恨。过去我们对日本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日本采用右翼否定侵略的教科书的学校只占0.47%，承认战争罪行的是主流。日本的《读卖新闻》特别组织了一个侵华战争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还出了一本书，用客观数据承认日本的侵华罪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南京大屠杀，咱们说是30万，他们认为是5万。我跟日本记者说，不要说是5万，就是杀了5个人也是不正义的，这些问题上应该毫不含糊。另外一个方面，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历史问题。要看到世界发展趋势，中日合作是现在的大局，要促进中日的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自由贸易。以欧共体为榜样，走向区域联合，共同走向和平与繁荣。这才是一个媒体应该采取的姿态。”

　　杜骏飞说自己也常被这些“闪亮的标题”所吸引。“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看这张报纸的时候很分裂。”他认为互联网攻击《环球时报》的人中间，有不少其实是经常看《环球时报》的，“否则他们不会骂得那么准确，不会骂得那么熟练”。

　　“公众应该能理解《环球时报》在对外抗争上，采用发展新闻学的姿态，强调民族利益、国家立场，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义的。但是在国内报道时，中国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社会危机和阶层冲突，这些在《环球时报》中甚少涉及，有时还在故意遮掩，读者就会不买账。因此，读者在读《环球时报》时，会假设其作为外交宣传的选择性发声有正当性，而同时也会认定：其作为内政新闻的选择性遮蔽有不正当性。”

　　记者随机在北京一家报摊采访几位《环球时报》的购买者，公务员徐先生表示自己经常看《环球时报》，“他们的军事报道很专业”，他也赞同胡锡进的报道理念，“西方的确没那么友善，个人的利益要想最大化，必须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之下”。

　　在读博士生小刘说这张报纸看得“很过瘾”，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时候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喜剧感，“总给人一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感觉”。

　　杜骏飞说，一百万个读者并不能等同于一百万个支持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群体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表尊重，反对也不代表拒绝。胡锡进先生可能过于低估了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有意忽略了这种复杂性。”

　　杜骏飞寄望《环球时报》通过时间完成价值观嬗变，“我们没必要对它作标签化和污名化，在中国，成功的报纸不多，可以在国际上发声的报纸更不多，所以我真心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长为广受新闻业尊重的报纸。”

　　杨锦麟先生对此并不乐观，“两胡（胡舒立与胡锡进）两极话语体系迥异，各自对新闻价值取向和新闻事件的取态也不尽相同，我倒也希望两极两端或能互补，但看来希望渺茫。”

　　对《环球时报》中文版内容日渐增多的批评，显示出中国民间思想日益独立与多元。“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中国落后、愚昧的东西不敢批判。谁敢批评中国的落后，就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不接触国家机密、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怎么去卖国？不要用政治帽子去压制人！”年过八旬的袁伟时言辞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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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地采访的经历赋予胡锡进一种机动、实用的办报哲学，“死在阵地上的战地记者是最没用的，只有活着，才是战地记者的价值所在”。

　　他把《环球时报》生存发展的总钥匙归结为“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他认定备受争议的《环球时报》“一直在讲真话”，“我们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讲一些过去大家讲不出来的实话，过去不敢讲、不会讲、没讲过的真话——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做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判断。把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告诉国人。过去我们印象中，国外报道中国好，表扬中国，现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批评在《环球时报》都能听到。”

　　针对“《环球时报》是否会误导青年”的说法，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是杞人之忧，“《环球时报》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中国年轻人惟一的阅读对象，他们会阅读很多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包括网上的信息。”

　　“你说我报道的不对可以，要说我误导了中国民众、误导了中国年轻人，这是天大的笑话，我觉得你太不相信中国年轻人，太不相信中国民众了，你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能被误导了？能误导中国民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两份报纸的总编辑，胡锡进把它们的风格进行了无缝对接。当他发出类似“中国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不是地下国家。但我们的沉默和谨慎，仍像是地下党，不敢出声”、“清华大学应该就‘真维斯楼’给一个大方的道歉。这样道歉不丢人。……他们现在的表现更像小心翼翼的官僚机构”，“我们总被坏消息包围。光毒食品就够受的，我们的身体都成化学试验仓了。另外要还房货，应付办公室政治。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等等“正见”时，网友会跟帖说，“哎呦，胡总今天人品大爆发了！”

　　更有趣的是，还有网友认为给他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是个误会，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卧底”。

　　“我不是卧底，我不想骗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说，“我是个挺矛盾的人，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挺复杂挺矛盾的。我觉着这样挺真实，一点也不矛盾的人往往是装的。”

　　被贴上“愤青大本营”标签的《环球时报》编辑部同样显示出不能被一张小小标签覆盖的复杂性。细心的读者发现他们所刊发的《中国人是不是变刻薄了》、《中国人是不是太勤奋了》、《中国人真的很开放吗》等文章看起来也“不那么《环球时报》”。

　　还有一些更激愤的读者对他们表示不满。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针对他们刊发的《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的社评，有读者愤怒声讨执笔者，“我要打烂你的嘴！”

　　在这个标签年代，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耐心去关注每张标签背后的复杂多姿。《环球时报》带着属于自己的那张标签被编进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

　　（实习记者孙佳宁、吴鸣、易洁、李在磊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