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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一把手主管,信访会更好吗?

来源:搜狐嘉宾访谈
2011年06月24日15:35

 信访不是"刁民告状" 海南改革成果需观望 

    主持人:您认为这次群众工作部的成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成功率上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吗?

    杨禹:要衡量群众工作部的成功,你提到了一个成功率,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要实实在在地看在群众工作部领导下的,用群众工作来统领信访工作之后,它解决大家具体诉求的效率是不是提高了?这是一个指标。

    还有一个指标群众工作能够发挥更多的预防效应,因为群众工作是发生在你出现矛盾之前,群众工作不能等到出了矛盾纠纷了,群众都已经来找信访部门了,找你群众工作部都告上门来,我们群众工作部才开始工作这是不行的。群众工作部强调的不仅是范围更广,还有它的触角要更前置。出了状况,群众提出了具体愿望之后,我们要考察我们群众工作,信访工作解决问题的成功率,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要考察有了群众工作部以后,再一个地方,它的在前置上做得怎么样,比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一个地方的老百姓提供一个发表愿望的渠道。我们需要制定一些更具体的指标,比如说某个地方的群众工作部它在制度性的为这个地区,这个社区,这个村子服务。百姓提供疏解诉求的渠道上有没有制度性的安排,实际做法怎么样,这些前置性疏导性工作放在前面,可能使得最终形成一个信访案件的总数量会降低的,因为它在之前可能把很多问题化解了,这样的工作效果是群众工作部特别需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主持人:有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屡次调整信访策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法治层面,是法治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信访制度的根本是真正的依法治国,因为只有法治才是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行政力量。您如何评价?

    杨禹:我们国家日益完备的法律体系为我们群众工作部这个方式领导下开展信访工作,提供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支撑。今年两会上面宣布初步形成的我们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体系最大限度的是在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我记得当时吴邦国委员长在两会上做了一个解释报告的时候,里面反反复复提到关健词,就是人民和利益。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因为党的很重要的负责人之一,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上面,谈到人民就不奇怪,但是反反复复谈到利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我们特别注重人民今天的利益,既重视人民根本利益,又重视不同群众的诉求,而且我们不回避,我们直面人民的利益。有非常多的法律委解决好人民利益,包括涉及到一些人民利益的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我们在经济领域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合同法等等解决经济中保障每一个经济当中的人行为的利益。我们涉及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法律。包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个人所得税,其实讨论来讨论去,用了这么多讨论来征求意见,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群体,大家在个人所得税上面大家的经济利益,大家的收支利益。立法环节和已经形成法律当中都提出了这样的途径,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在今天才有信心探索把党的群众工作,跟今天这个时代的诉求去解决起来,除了每个法律所具体解决的问题之外,要感觉到群众工作部领导之下我们信访工作,信访机制它长出了很多羽翼,这个羽翼是这样几种机制。一种是对人的权益保障的机制,还有一种是利益协调的机制,还有的是让你的诉求表达的机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矛盾的调处的机制,这几个方面,你的基本利益我来保证你,不同群体之间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我要能够协调这个不同利益,然后让每一个公民,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有通畅的诉求表达的机会,最终不怕发生矛盾,发生矛盾还有矛盾调处机制。这四个机制既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要解决,所要建立四个机制,也是我们群众工作部领导下信访工作所要建立的基础。大家从不同的层面来共同把四个机制建立起来了,我想只要是老百姓提出的合理的诉求,它的这四个机制之下,应该有更大的可能性得到解决。

    主持人:信访是我国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们有一些社会群体和地方官员一提到"信访",就认为"刁民告状"和"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等,对此,我们应该怎样来改变这种社会偏见?

    杨禹:这种认识确实存在,很多地方的领导,他也许自己就陷入了一些地方的利益纠葛当中,比如说用地的问题。如果当一个地方政府陷入这种利益纠葛当中的时候,他很难按照我们党的政府要求的一种信访规定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去对待这个矛盾当中产生的诉求,并且有上访意愿的,因为他自己牵扯其中。首先地方党委政府,要在自己的行为行事当中,要按照党委和政府的要求,要避免直接陷入到一些具体的利益纠葛当中,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做好信访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再有一个,在信访工作当中,不能简单粗暴,很多地方信访工作最后演变成一场围追堵截,发现一个要上访的群众不惜成本围追堵截把他堵在上访路上,认为这就解决了问题。毫无疑问这是掩耳盗铃的心态,也是鸵鸟的心理,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出现这样情况的一些地方,不仅是因为他可能自身某些领导者牵扯到了地方一些局部利益当中,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建立起一个疏导的渠道,没有疏导的渠道,在疏导方面无所作为,或者不想作为,也没有作为探索勇气,最后把所有精力放在堵上面,最终落实到行动当中,就是对每一个具体上访者的围追堵截。其实围追堵截者也很累,也付出巨大的心力。

    主持人:如果"信访无门"这种情况频繁增加的话,那随之而来的上访诉冤也会越来越多。

杨禹:诉冤变成积怨,一个人诉冤、几个人诉冤汇集在一起,就变成巨大的诉冤,不能等到巨大社会矛盾,再由党委牵头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每一个利益相关方,一个普通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愿望都是一个信号,都是一个苗头,对这样的苗头不是直接掐死在摇篮里,因为你掐不死,只要人活着就有这种愿望,就要到处去说,到处去表达,这是群众利益诉求最基本的样态。我们今后有了群众工作部以后,在更广的视野内看待信访工作的时候,不能把信访工作简单等同于围追堵截,把一些群众意愿消灭在上一级领导部门眼皮子之前,而是把信访工作看成群众工作的一部分。既然是群众工作,就要了解,正面对待和去解决群众的诉求。所以我觉得今后的群众工作部领导下的信访工作,对它的要求其实更高了,不是一个简单的收发室的问题,需要向更广的层面,比如群众工作部它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部门,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一方面它的触角面对着管辖地域所有的老百姓,另一方面,考验群众工作部能不能把信访工作带到一个新高度,重要的角度,就是群众工作部和同级的地方的党委其他部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简单来说,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一个诉求,通过信访渠道,到达咱们群众工作部了,你怎么办呢?是简单一脚踢给某一个部门不管不问了,还是在群众工作部领导下,在一些机制的路径之下,能够把任何相关的问题,让所有相关的部门大家能够提供有效的积极的渠道,不是所有老百姓意愿百分之百满足,但是要努力的去解决,努力是可以百分之百的。我们建立解决渠道机制的努力是百分之百的,能解决多少就是多少,或者这个群众利益有不当之处,我们给予他更充分的,更有说服力的解答,告诉他为什么不能满足,依法的途径,用法律的方式解答给他,用党的群众工作特有的方式解答给他,我觉得多数群众是能够在自己的利益部分还得不到满足情况下,能够接受你这种依法和依靠群众工作的传统来给予的解答。我想这个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信访工作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防止发生问题的能力,都得到提高。

主持人:节目最后,请您谈一谈在我国信访制度上还要在哪一些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改革呢?

    杨禹:我觉得海南进行群众工作部的方式,它是我们当前信访改革当中的一个探索,也并不是唯一的探索,也并不是唯一的路径,并不意味着以后海南实验成功了,我们以后信访改革完全把海南经验放到全国去就完了。我觉得整个信访需要一个系统化的改革,这个改革 一方面我们希望跃出政府的系统,希望能够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能够让党委的力量,更多的参与进来,过去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今后党委不仅领导,党委所属的比如群众工作部你也要负责了,大家在责任上面,承担责任的主体拓展,在海南我们扩展到了党委,扩展到了群众工作部。在有些地方,特别是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信访工作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可以更紧密。比如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一线的特大城市,信访工作一方面坚持党委的领导,另一方面信访工作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是需要的是利益的协调力量,它需要的是一种面对诉求的一种解释、安抚、调节这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我们大城市里面,现代社会当中,现在越来越多有一些社会组织,第三方组织,他们来做。他们有时候进入信访途径里面的群众,有时候提供的是一种具体的实物的方式,帮他渡过难关,有时候提供心理帮助,帮助疏解心中郁闷,帮助他正确看待所处矛盾到底是什么,帮助他正确看待信访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一个更加现代化大都市里面,我们可以尝试着动用更多社会力量,让传统的政府负责的信访机制,跟社会力量更紧密的结合。

    还有信访工作我们要让它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变得更加透明,透明需要群众参与,比如社区里面的群众,社区管理是我们现代管理最重要的基础。社区管理里面有很多群众参与进来,让他的力量跟我们信访工作所面对那些那体所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信访探索当中的一个部分。党委力量,政府力量,群众力量,社会力量,这四个力量党委更多依靠群众力量,今后海南探索更多依靠党委力量,其他地方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实事求是选择更多的依靠第一步依靠社会力量,还是依靠群众力量,最终把四种力量都统一在一起。

    主持人:您认为海南省群众工作部这种"模式"是否会在今后全国普及开来?

    杨禹: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如果在海南实验得比较好,特别是承担了责任的群众工作部,包括群众工作部的领导都是政法委的一把手,他们能够清醒地看待自己的责任,既要把自己的力量作为一个增量加入进来,同时又要慎重的、理性的使用这个力量。不能说现在在政法委书记领导下,群众工作我就更多的不按照法律的规程去采取一些过激的强制的力量,我觉得这是要回避的。只要海南群众工作的探索能够按照这个正常、理性的途径去进行,我想它会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经验。如果它提供了好的经验,我想它应该在全国很多地方得到推广。

    主持人: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的讲解,再次感谢您做客第一时评节目。谢谢!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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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N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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