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暂无计划撤销街道办 会密切关注铜陵试点

　　“关注铜陵撤销街道办”追踪 街道办撤了 社区的事居民自己决定

　　铜陵率全国之先撤街道办改新社区，改革后为民办事效率更高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熊栩帆

　　专题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郑启文

　　2010年7月，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率全国之先，撤销全区6个街道办事处，并将原区里所辖的49个社区整合为18个新社区。

　　今年9月初，新社区的人员全部到位，开始正式运作。自此之后，区里的事务直接与社区对接，再无须经过街道。原来的街道干部，现在也有了新的身份，成了“社区居委会大妈”。

　　以前的事办几天，现在一个电话直接搞掂

　　9月8日早上，天刚亮没多久，铜官山区义安新村居民陈大伯就早早来到了幸福社区反映路灯问题。

　　与龙潭社区、车站社区、井巷社区等其它7个社区一样，幸福社区原本隶属于石城路街道办事处，不过现在街道办没有了，居民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直接找到社区。而按照以前的做法，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先把情况汇报到街道，再由街道联系区里相关主管部门来解决，往往需要几天时间，也有可能不了了之。

　　但现在，社区工作者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建设局，并让其派人跟进。还没到中午，现场已经有维修人员在修理路灯。

　　而在横港社区，正在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办理低保申请的居民宋姨就告诉记者，随着街道办的撤销，办事效率明显比以往加快。“原来有街道办事处的时候，经常要跑好几趟，跑完社区又要跑街道，每个部门都要签字盖章，几天下来都没办好，人也累，现在改革改了好。”

　　社区建设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取消街道这个环节，无论对市民还是政府来说，办事效率大大提升，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涉及到为老百姓服务的职能全部下放到社区，社区要做的就是为社区居民服务。”

　　居民一个来电，社区主任也要亲自去跑腿

　　铜陵市五松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彩虹正坐在办公室里，不停接着电话。在一年多前，王彩虹是铜陵市长江街道的计划生育专干，居民申请低保的事情不会直接找到她，居民要办的琐碎的事情更是不用轮到她来处理。但现在，她的身份已经转变，作为五松社区的副主任，居民要是有任何事情，她都可能要亲自处理，甚至到居民家中上门服务。

　　“好像突然间就成了一个社区的‘居委会大妈’。”王彩虹自嘲道，“以前都是居民自己跑过来，现在是我们跑下去，居民一个电话，包括我或者其他工作人员都要马上跑去解决。”

　　据铜官山区社区建设办公室介绍，改革后，人员精简比例达13.5%。该办公室负责人说，人数虽然减少，但整合新社区后，每个社区由于规模变大，人手反而显得充裕，“不仅如此，社区工作者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素质都得到了激发和提升。”为实现服务中心下沉，该负责人表示，新社区还强化了全员网格化管理制度，按照300户左右1人的要求划定责任区。

　　记者在铜官山区居民大楼走访看到，“温馨提示牌”上显示，只要居民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直接拨打网格员和社区民警的手机电话。

　　社区的事不再政府说了算

　　而是居民自己决定

　　“改革后，鸡毛蒜皮的事，社区也要经常开座谈会、听证会，原来老百姓的意见还这么有决定性。”住在长江中路的56岁居民陈大姐说，现在的社区比以前民主得多，不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居民自己决定。“总之，社区保证了我们老百姓的自治权利。”陈大姐举例说，“螺蛳山社区辖区招商引资来一个投资2亿元的项目，拟扩建一个日产500吨的市级选矿厂。但因为居民坚持反对，项目最后被政府紧急叫停。”

　　突出居民自治，正是这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中力求突破的方向，按照铜官山区区委书记王纲根的说法，只要涉及到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都必须实行自治，“社区都要最大程度地遵照老百姓的选择，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自主决定。”

　　“完全达到自治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社区自治是基层社会管理改革的一个方向。”王纲根说。

　　“铜陵模式”还适合哪些城市

　　目前贵阳也试点撤销街道办，北上广等大城市仍需根据实际情况评估

　　仅仅一年时间，铜陵市主城区铜官山区就成为全国的先行者，拉开社区改革序幕，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让居民自己管理社区事务，到被民政部列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究竟，这场被称为“铜陵模式”的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在城市公共管理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到了别的城市，“铜陵模式”也能走得通吗？

　　为何要改革撤销街道办

　　“为这个改革，我们从2009年就开始准备，一步一步地坚持下来。”为何要撤销街道办？对于这个问题，铜官山区委书记王纲根说，改革的动因主要是为化解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的矛盾，铜陵市原有的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体制，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无论在运行方式还是整合功能上都明显存在不适应当前基层管理和服务的需要。

　　王纲根总结认为，过去单纯简单的服务已经不能适应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需要，“社区综合管理体制和机制必须不断创新，过去我们采取区派出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又向社区派出工作站的管理模式，街道和社区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能错位、功能雷同、职权不配套。街道作为中间层，集聚了大量人权、财权和物权，而社区由于受资源、职责的限制，很难及时、有效、零距离地为群众提供服务，既增加了管理成本，又降低了办事效率，所以必须要进行社区综合体制改革。

　　“另外，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长期积累的社区发展成果，为实行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王纲根提到，铜陵市也具备了改革的条件和基础，据介绍，铜陵市主城区约有42万人，原有10个街道办事处，数十个社区，经过多年的打造，铜陵市的社区已不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而是日益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纽带。

　　现有社区并未成为“小街道办”

　　对于铜陵市这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有人就认为，街道办确实存在挤占社区资源的因素，但就目前的社区实际来说，却或许根本不足以承担社会管理的重任。如果真把街道办的权力移交给社区，很难保证不会再凭空生出一个“小街道办”或“社区办”来。

　　“如果简单地把街道拆分成几个新的社区，将街道办人员分流到社区任职，将街道办经费划拨给新的社区，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发挥不了社区真正的自治功能。”对于这个疑问，王纲根就表示，自治是改革的一个方向，但完全去行政化是不可能的，他说，”关键是要怎么看，怎么理解，这和本来街道办的行政化并不是一个概念。”

　　王纲根说，所谓的“小街道办”，现在体制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街道办以前的身份是属于“二传手”，但现在社区接到区政府下达的命令，必须都是自己干。“社区确实承担了政府的一些职能，但大家要明白，社区本来就有这个行政职能，不过它的性质却不属于行政机构，它和行政组织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铜陵模式”

　　适合哪些城市

　　记者了解到，除安徽铜陵之外，试点撤销街道办还有贵州省贵阳市，从去年2月起，贵阳市在小河区等试点区域内撤销街道办事处，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形成“市—区—社区”三级管理模式。究竟，“铜陵模式”适合哪些城市？别的地方也走得通吗？

　　目前，民政部并未透露推广的范围，暂时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对此，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金华曾表示，撤销街道办是一个趋势，这是肯定的。但对于“铜陵模式”，民政部还将进一步评估总结，有些改革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评估，然后再决定是否在全国推广。“毕竟这涉及全国范围的管理层次架构，因此要非常慎重。”

　　铜官山区社区建设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与铜陵市相比，诸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街道办，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存在差别，社会管理的任务更重，所以不一定合适推广“铜陵模式”，而其他与铜陵市规模相等的中小城市，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

　　王纲根就认为，从目前来看，无论今后推广范围和进度如何，“铜陵模式”体现出来的理念是先进的。“撤销街道办，体现了弱化行政管理、强化居民自治的城市基层治理思路，这种思路值得鼓励和借鉴。”

　　广州暂无计划撤销街道办

　　民政部：中小城市可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学习借鉴

　　广州全市目前共有131个街道办事处、1500个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究竟，广州会不会仿效铜陵，是否以后也会撤销街道办事处？

　　广州民政：

　　会密切关注铜陵试点情况

　　对此，广州市民政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时没有收到相关政策通知，也未有推广“铜陵模式”的计划，不过，民政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安徽铜陵地区撤销街道办的试点改革工作。有关负责人表示，理清区、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是目前基层政权建设的重点，并且将逐步加强街道和社区的社会管理服务。

　　据民政部门介绍，尽管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存在交叉环节，但实际在服务范围、内涵等方面上说，都有较明显的差别，不能理解为两者是重合的。有关负责人称，目前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工作还是协助政府组织居民自治，街道办的工作职责则偏向于政府方面的服务。“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基层政权确实存在着行政化严重的问题，但暂时应该不会采取撤销街道办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弊端，我们关键还是要理清区、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

　　此外，在记者采访中，有街道负责人就此问题认为，是否撤销街道办，社区如何进行改革，不能简单地仿效铜陵或者其它地方的改革模式，还要看当地情况，广州也是如此。“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情况，要不要取消街道办事处，基层怎么样进行改革，这些都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分析研究，分步有序进行。”

　　民政部：

　　提供改革鲜活样板

　　今年7月底，铜官山区被民政部列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其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模式也被总结为“铜陵模式”，改革成效得到了民政部的高度认可。

　　对于这次改革，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就认为，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从政府层面来讲，改革后减少了行政层次，推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重心真正下移，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加快形成”詹成付说，“从群众感受来说，现在办事方便了，各项权益有了保障，幸福指数也高了。”

　　詹成付还表示，铜官山区的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实际上为全国提供了一个在城区范围内统筹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的鲜活样板，“如果一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目前难以做到的话，一些中小城市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学习借鉴。”

　　而在4月底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及铜官山区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特点和成效时，詹成付就重点提到，这次改革比以往更加重视各种资源配置向社区倾斜。

　　“比如，服务设施倾斜社区，过去是街道办公的场所如今都给了社区搞服务，有的甚至是居民活动场所，这在原体制下是难以做到的。还比如，他们（铜官山区）承诺改革后干部人数不减，经费不减，但干部要向社区流动、在社区直接为群众提供服务，这种把资源配置向社区倾斜的导向是值得称道的。”

　　专家说法

　　撤销街道办的改革方向值得肯定

　　针对铜陵市铜官山区的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史卫民就表示，从铜官山区改革现状来看，撤销了街道办事处这个层级，并没有产生太多不利的问题，目前改革方向值得肯定。

　　“从长远来看，街道办事处这个行政层级撤销，特别是在中小城市是个必要的方向。”史卫民补充说，“至少在直辖市或较大的市可能没有可行性，但对比较小的市来说是个方向，应该把比较大的市的街道做实，较小的市把区以下的街道取消，这有可行性。”

　　而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行政化问题，史卫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社区建设要想完全去行政化根本不可能，因为社区建设的全部资源都来自政府。“行政化本身在社区建设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合理定位，不是强制性全部取消，要用相应制度来安排行政化问题，再用另外一种制度来安排自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