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面前的政府边界

　　德国模式的优越性

　　曾经创造了高效率的自由市场模式如今却不得不依靠政府的积极介入挽救于危难，而过去被美“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认为税收太高、政府管制太严、劳动力市场太不灵活的德国模式却在危机中得以屹立不倒。

　　尽管8月1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德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仅比第一季度增长0.1％，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修正值5.3下滑至5.2。但是德国联邦经济部长罗斯勒仍表示，虽然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和国际环境中经济景气风险扩大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但总体情况还是好的。德国内部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稳固，就业率不断提升，私人家庭收入随之增长。德国经济目前遭遇阻力，但总体呈向好趋势。

　　自2008年以来，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增长，美国一度高达9.8%。唯有德国的失业率出现下降，几年中从8. 5%降至7%。过去一年多，德国股市的增长率也超过了其他的工业化国家，2010年德国GDP 增长3.6%，创东西德统一以来最高水平。

　　“我们的国家有何特别之处？”连德国总理默克尔本人也不禁要问。她认为，正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使德国能够在危机中得以保身。

　　形成于二战之后的“德国模式”实行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与有力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既要发挥个人自由、创造性和竞争性，同时又特别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调整市场竞争带来的对公平的扭曲。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比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使得有组织的劳工拥有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

　　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德国政府对美国的刺激经济计划也并不配合。默克尔曾表示，财政刺激很重要，但它们无法取代必要的监管。

　　虽然德国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如将5000亿欧元用于为德国银行间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银行增加自有资本、购买银行坏账，投放820亿欧元用于公共投资等。但是总体来说，德国政府在采取经济刺激的时候，严格规定自身的投入规模、行为边界和时间长度，避免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德国坚持，经济的复苏主要应依靠经济自动稳定器发挥的作用，而政府干预经济仅仅是一种反周期的短期调节，以减少经济波动的过大破坏性，因此，政府在实施经济刺激时必须要考虑自身行动的必要性，不必要的干涉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性，而不是促进经济恢复。在救助德国受困银行和企业的过程中，默克尔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留下“国有化”的印象。默克尔表示，“在救助过程结束后，我们要尽快回归原有的社会市场经济轨道。”

　　而与德国经济有相似之处的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幅降息、增加银行流动性。相比之下，德国在分配财政资金时，只将较小的一部分用于公共投资，并且尽量使救援政策的实施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曾指出，德国政府救市时，十分注意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往往通过设计出一种能够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制度，然后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个体进行微观决策，从而实现政策目标，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破坏市场机制。尽量实现“政府搭私人便车”，而不是“私人搭政府便车”。

　　政府的边界

　　在世界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之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次被讨论。那些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开始受到重视，他们没有遵循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采用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等模式，反而在传统的西方世界遭遇危机时，能够持续获益。中国、韩国、新加坡无一例外以政府威权作为经济管理的主导力。在金融危机面前，西方国家尚且需要强化政府功能，这对新兴国家是否构成一种误导，从而更加倾向于扩大政府控制的范围呢？挽救经济的出发点是不是该取代“市场”这一普世通则？在市场面前，政府该在何种恰当的时间和边界止步？

　　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势作用，就没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成长。然而“东亚模式”实行的终归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始终是在与市场机制的互动中起作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宪称，如果说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初期，政府的强势作用有着边际递增的效应，那么，在市场机制逐步成熟的后续时期，政府作用就将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与市场主体的决策机制相比，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公共权力、公共资源进入竞争性的经济活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私权的挤出或侵犯，以及寻租等问题。因此，对于“东亚模式”来说，进一步的成功就与政府作用在竞争性领域的适时退出有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转型中的中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日前表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这是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

　　尽管在1970年代发生“滞胀”后，凯恩斯主义遭遇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挑战，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成为常态的政府干预。金融和经济危机后，即便长期恪守市场自由的国家，如美国，也采取了重组企业债务和产权的干预措施，即所谓“国有化”的措施，哪怕这些措施是短期的。“相对于常态的政府干预，这些措施就是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常态的政府干预和非常态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的一次新综合。”陈宪说。

　　而石小敏亦表示：“德国和美国一样，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原则相近，只不过德国创造的模式是社会市场经济，行业自治、企业自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上，它们是相同的，还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他说，这对中国是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