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应该做什么？

　　政府是否要有所作为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政府对经济有所干预，但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认为实际上香港“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开始转型，政府一鼓作气组建了一系列政府机构，比如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出口保险局、旅游发展局，这些都是政府服务部门，你能说这个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么？”

　　在过去的日子里，浮动汇率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经济可自我调节，对外部变化迅速做出反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许多国家货币急剧贬值，而香港通过维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通过工资和物价水平双双降低的“内部贬值”，香港的竞争力得到了恢复。这时的经济自由度很高，也比较灵活，不需要政府介入，香港经济便可自动调节。

　　在美元长期贬值，量化宽松的大趋势下，香港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等金融政策，也从来没有过产业政策，什么政策都没有，全部依赖自由调节，也只能随着欧美市场陷入衰退。

　　很多香港人都看到了未来难以抗拒的衰退趋势，对香港经济普遍悲观。刘乃强认为规划很重要，尤其是在与内地经济对接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人家有规划，你没有规划，是件很吃亏的事情，比如香港和广东政府的合作，以往都是广东提出政策，香港进行配合，因为香港没有习惯提出战略规划，那自然得按照人家的规划走。”

　　刘乃强说，香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要求改变的人很多，希望在当下的经济大环境下，政府有所作为，“但香港不知道该转向何方，过去的道路行不通了，却不知如何改变，我们长期习惯了无所作为，一旦出现危机，需要政府做点事情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下手。”

　　香港很想做出积极回应，但苦于机制不足，“香港政府财权很小，1000万的资金都需要立法会讨论通过，程序繁复冗长，这个机制无法和内地对接。而且我们不知道如何和内地政府打交道，内地政府的许多工作在香港都是通过行业协会、公民社会完成的，但内地的行业协会和公民社会并不发达，对接时难度比较大。”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关于香港公务员的一番话，引起很大争议，王光亚指出，香港公务员只是懂得执行，回归后却“不知道怎样当Boss（老板）、怎样当个Master（主人）”，缺乏长远规划视野，认为他们要以主人翁态度考虑香港未来发展。石齐平认为，香港政府官员不仅不敢做主，想都不敢想，“小政府我绝对支持，但当环境有所改变的时候，政府还是得有所动作，如果说政府什么都不做，那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如果美元没有出现量化宽松，没有出现长期贬值的趋势，香港政府的这些做法都没有问题，但如今大环境改变了，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可以学学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小规模经济，但新加坡和一揽子货币挂钩，并不是单一的联系汇率制，新加坡可以，香港也可以。”

　　石齐平认为香港的经济问题拖下去对香港和内地都不利，“拖下去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将是个社会问题，现在内地人都来香港买房子，都来香港投资，香港资源原本就贫乏，这么小个池子怎么能承受如此大的需求呢？”

　　香港如今面临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民怨问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经济空间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公民意识日益觉醒，这是香港政府必须出手解决的危机。

　　8月29日，香港政府开始向长者派发6000元港币，以展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但香港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此番“派糖”行为对改善通胀、刺激经济作用有限。

　　香港下一步该怎么走，包括政府和社会要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