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希望学校”
从一个科研人员成为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燕兆时经历了此前没遇过的困难。面对北京陆续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他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模式,使外籍务工家庭子女能够接受正常而良性的教育,从而避免成为“第三代农民工”的命运。
本刊记者/杨迪(文) 甄宏戈(摄影)
“我是燕京学校的学生,我是打工子弟……我要从小事做起,现在做一个好学生,今后做社会的好公民。”9月9日上午,170余名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以下简称为燕京学校)的学生聚集在简陋的教室门前,大声喊出誓言,这是他们每天例会上必做的功课。
2011 年9月9日,五年级的关云云拿着老师发放的月饼,一直在闻,舍不得吃。今年的中秋前夕,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为每个学生发放了一块月饼,月饼都是由志愿者提供的。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24所打工子弟学校遭遇新一轮“关闭潮”,触及海淀、朝阳和大兴三个区的1.4万余名孩子。
燕京学校侥幸顺利地迎来了新的学期。作为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工子弟小学,一年来,燕兆时自己垫付了约15万元,未来如何,他依然不确定。但他说:我一定要看到它的生死——或者终于找到一种好的模式生存下去,或者就看着它倒闭。
游击战式生存
北京城西北郊西北旺镇六里屯村,位于北京北五环以外。从宽阔而繁华的中关村,渐渐转入越来越窄的小路,最后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胡同,只能依靠路边电线杆上的喷绘指示牌指引。
这是一间面积数百平米的通间大仓库,由简易的夹芯板隔成八间教室。夹芯板不隔音,有的教室也没有门,坐在四年级的教室里,能清晰的听到五年级课程。屋顶用彩钢板铺就,冬冷夏热。校长办公室设在南面三间漏雨的小屋子里,这里还兼做图书室、小卖部,但大多数老师都没有办公室,批改作业就在每间教室后面的一张办公桌上。
这并不是燕京学校第一处校舍。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处。
一年前,燕京学校还在遍布蚁族的北京唐家岭。当时的校长是一对河南夫妻,燕兆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支教教师。随着唐家岭地区改造,学校也面临必须搬迁的命运,而搬迁将令生源发生重大变动,学校也许会倒闭。
燕兆时记得清楚,去年7月下旬的一天,他一大早和朋友去学校上课,远远地看见校门前停着一辆厢式货车,校长正把自己的东西装车。
“真的要走?”燕兆时问。
校长说:“真的。”
“学校怎么办”
“关门。”
这简短的对话,成了42岁的燕兆时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他个子不高,常穿着一条布裤子,一件牛仔衬衫,脚上一双布鞋。眼睛不大,因此总让人觉得他在笑,笑得眯起了眼。尽管才42岁,却已满头白发。燕兆时喜欢教书,上学时便以为同学讲题为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来京打工子弟团体,重新燃起了“当老师”的想法,继而成了燕京学校的一名志愿支教老师。
虽然早听校长说过“太困难了,不想干了”,但燕兆时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燕兆时当时和朋友面面相觑。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条路:看着这些学生散了,或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接管学校。然而,单纯地任教,与全面负责一个学校,是两回事。
朋友问:“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两三个月以后还是倒闭。”燕兆时回答。
“会比现在倒闭还坏吗?”
“没有,至少我们能好好教他们两至三个月。”
“既然不比今天差,那有什么可怕的。”
抱着“教一天算一天”“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燕兆时撑起了这个烂摊子。决定做得非常快,这和他原来从事的职业有些不匹配——在航天系统从事结构的疲劳性研究,专业素养使他习惯考虑控制风险,但他只用一分钟就决定了这件事。“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考虑了又能怎么样?就两条路,关或者不关,管或者不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找房子、改造、搬家,这些琐碎的事着实让燕兆时抓狂了一阵子。终于,2010年8月25日,燕京学校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并正常开学。为了保证原来的学生都能继续上学,学校配了校车,对于距离较近、步行上学的孩子,学校也有专人接送。
好景不长,就在今年夏天,此地亦传出要拆迁改造的消息。整整一夏天,燕兆时都为是否要再度搬家捏了一把汗。曾有人问他:“如果你跪下就租给你,你跪吗?”
“当然,这太简单了。”他回答。
不过燕兆时已经渐渐坦然了。“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以及人口的流动性,赋予了打工子弟学校随时迁移这样的天然属性。”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人口迁徙过程中一个特殊的产物,打工子弟学校是民间为解决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对策”,因而大多是民办学校,并处于“未批准状态”。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将这类学校纳入民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范畴”。在此之后,北京市先后有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获得了审批。
但审批是短暂的。2004年,海淀区政府宣布,提倡以公办校接收为主,在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进入学校读书的前提下,逐步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再给予合法办学批复。2006年8月,朝阳区政府确定了对打工子弟学校规范整顿的“服务、规范、改革、提升”八字方针和“先服务后扩招,先指导后审批,先分流后关闭”的工作要求,并决定不再审批新的打工子弟学校。
“未经批准办学”不仅使得打工子弟学校得不到有关部门的资助和支持,还使其进入了不断搬迁、倒闭的游击战似的生存状态。
据北京市教委今年8月公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市共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43.37万人,其中约10万人分散在114所打工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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