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希望学校”

　　不能制造第三代农民工

　　燕京学校的未来也扑朔迷离。

　　显然，从各个方面来看，燕京学校都比不上公立学校。但在燕兆时看来，打工子弟学校对于城市来说，就好比流动的早餐车，公办学校是大饭店，条件好，师资稳定，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打工家庭要去这些“大饭店”就餐并不容易。

　　按照相关政策，非京籍学生需提供“五证”方可进入北京公办小学就学，包括法定监护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即可取得由暂住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在京借读证明，之后便可凭此证明到暂住地就近的中小学校联系借读。

　　办理证件的手续繁，亦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全所有证件，比如“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大多数打工子弟在家乡都有留守老人，不能说没有监护条件，但大多父母还是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再如，这些打工者，大部分从事种菜、卖菜、装修、收废品等工作，这些工作，也似乎不容易找到地方能“证明”。

　　即便证件齐全，相当一部分公办学校的位置多与这些贫困的打工家庭住址相距甚远，打工者的工作大多不允许他们花费太多时间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

　　事实上，燕兆时也喜欢学生们努力进入公立学校上校。去年，燕京学校共有8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转入了附近的永丰中心小学，不过，“公立学校能够接收的名额有限”。

　　因此，入学手续简单、学费便宜并且适应流动人口居住地点变化的打工子弟学校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选择，并且在政府多年禁止、疏导下，依然存在。但即使在这样的学校里，也随时有学生流失。

　　四年级曾有一个叫玉儿的小姑娘，今年5月，她对同班同学讲：我要去剧组拍戏了，当群众演员，每天能赚35元钱，还包吃。不少同学听了羡慕不已。老师们听了喜忧参半，虽然感慨孩子不读书，但也知道每天35元的收入对于这些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就在“六一”前一天，学校一位老师开车去学校的路上，远远地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吃力地蹬着一个三轮车迎面而来，车上装着些杂物，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李老师在心里嘀咕，上学时间这个孩子不上学，骑着三轮车去做什么？近了才发现，竟然是大家认为已经去当群众演员的玉儿！她头发蓬乱，脸上脏兮兮的。老师们推测，玉儿可能仅仅是帮亲戚家看孩子，为了面子，才跟大家说要去当群众演员。

　　在校学生的前景亦不乐观。

　　燕兆时常听到高年级学生聊天时讲：“长大后我要推销啤酒，因为推销啤酒比保洁赚钱。”或者开小铺、当保镖。“他们是看着周围的人长大的，他们的哥哥姐姐都是做这些，他们知道自己成不了科学家，因此便想也不去想。”

　　这令燕兆时感到最悲哀。照此下去，即使有学上，这些孩子长大后依然是农民工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却依然延续着没有生活梦想、没有一技之长的上一辈的轨迹。

　　为此，燕兆时特意在学校名字中加上了“小天鹅”三个字，希望孩子们能认识到：“你本来是只小天鹅。”他同时还在高校中征集志愿者，周末给孩子们开设美术、英语等课程，培养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和能力。

　　就在这样的兴趣课上，北京农业大学志愿者李尚睿发现了一个有美术天赋的小男孩儿，名叫魏星宇，李尚睿形容这个从没学过美术的小男孩儿的画：“透视非常正确，用笔相当利落。”李尚睿曾下定决心，要一直陪着星宇长大，教他画画儿。

　　然而一个安静的夜晚，她接到了学校后勤负责人的电话：“魏星宇回老家了。”电话两头都沉默了，双方都有些不知所措。后来得知，魏星宇妈妈患了重病，在北京治不起，只好回老家。爸爸不在北京，哥哥已经结婚了，兄嫂都打工，无暇照顾他。

　　李尚睿当时的感觉是：“大脑空白了。我无数次想象的美好蓝图，突然被现实打了个大叉。”她曾设想蓝图其实很简单，继续教星宇画画儿，使他走上一条更适合的道路。然而她意识到，残酷的现实是，也许过不了两年，小星宇可能会和哥哥一样，外出打工，四处为家，原本天赋极高的孩子，也只能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