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分析为何民间借贷增长如此之快时，文章认为，2008年底世界经济开始动摇之时，中国计划注入约5860亿美元的信贷，用来保持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是大部分资金都用在了铁路和其他国有项目上。虽然部分大型银行公布小企业借贷量增多，但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型制造商说整体信贷依然紧缩且昂贵，目前的情况是，融资问题已经导致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小型制造商陷入破产。

　　文章以民间担保人戴卫东为例说明该问题。“尽管有担保和抵押物，很多银行仍然不愿向小企业发放贷款。我想做大，但银行没有钱。”戴卫东指出中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被大幅提高，也就是说，每吸收100元的存款，银行只能贷出78.5元。

　　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无法从银行贷款，许多缺乏资金的企业转向吸纳个人和企业巨额资金的地下借贷市场。

　　“对中国富人而言，将存款以36％以上的年利率贷给企业，要比钱存在实际利率为负的银行划算得多。”路透社说。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在另一篇题为《中国企业为何热衷放“高利贷”？》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抗通胀措施或许已导致房地产、制造业等一系列行业的业务增长势头放缓，但却为那些现金充裕的国有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创造了条件，因为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正为了求生寻求高利率的民间贷款。”

　　在中国，企业之间直接拆借资金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过企业可以通过银行向指定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利率由委托方决定，银行则充当中介人的角色，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但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对一些上市公司而言，委托贷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文章举例翔实，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月份以20％的年利率，向一家酒店运营商发放了人民币1.5亿元的委托贷款，交易利润约占上半年净利润的三分之一。最令人侧目的例子之一是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曾掏空现金用于放贷，而这些资金本应用于扩大啤酒业务。

　　报道称，“相比于投资，企业宁愿选择放贷，这在中国既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收紧银行贷款来解决通胀问题，这通常就给小型民营企业带来了融资压力，促使它们从非正规贷款市场融资。”

　　变味的高利贷

　　中国民间借贷，也就是外媒笔下的“高利贷”，为何会引起如此关注？这与其规模过大有直接关系。香港《信报》援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的数据称，温州的民间极为活跃，近90％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借贷，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人民币。法新社引用瑞士信贷银行的观点说，在他们看来，此类非正规借贷市场的规模已高达4万亿元，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

　　“一方面金融机构信贷门槛提高，企业融资难度、成本加大；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指出，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热了民间借贷行为。

　　“企业手头吃紧的时候，只能借亲戚朋友的钱救急。”福建泉州一家民营外贸企业的负责人戴炳坤告诉记者。“从去年至今，受各种成本上升、银行信贷趋紧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资金链绷紧，发达的民间资本成为企业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般来说，民间资金拆借大多是企业、个人的应急之举。但随着民间借贷利率越来越高、回报越来越丰厚，资金的流向已经变质，甚至没有人关心钱流向了哪里，只在乎高额利息能否到手。

　　今年8月5日，一个名叫刘斌的人来到福建省南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声称自己在建阳市参与了高利贷案件，涉及本金近10亿元，另外还涉及利息近9亿元。8月5日下午，得知刘斌已投案的消息，另一名主要嫌疑人——建阳市人大副科级职员项庭兴也到建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南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季光耀向本报记者透露，经初步调查，刘斌为该案源头，项庭兴为其主要下线之一。已查明的本金总额为4.6亿元，涉及利息账目过于繁杂，目前仍无法准确统计。

　　据刘斌交代，自2008年起，他开始以向当地一家明星企业“森岚木业”供应木材为由，隐秘地向周边熟人集资，声称“一起发财”。随着资金在多个人之间层层转借，逐步形成了类似于传销模式的上下线链条。

　　整个链条的每个层级所获收益不等。最初一级的普通资金拆借者，一般能拿到1.5～2分的月息（月息1分即月利率1％，年利率12％），每往上一级，转手再拆借都要加一两分，最上线一般有月息8～9分。季光耀说，此案中最高利率甚至达到了每10天10％；有一笔借款，年利率竟然达到了700％。

　　早期刘斌还能维持高利贷链条的运转，但到今年5月份之后，由于利息率太高、窟窿越来越大，资金链断裂后的刘斌自知无法脱身，只得向公安机关投案。根据调查，他所涉及的4.6亿资金一部分已被挥霍掉，另一部分流向市场无法追回。

　　而向森岚木业供应木材，则完完全全是刘斌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刘斌只是在2008年初向森岚木业供应过50多立方米木材，此后与森岚再无生意上的往来。为了骗取资金，刘斌收买了森岚木业的2名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打电话过来询问，就对外编造大量收购木材的假象。同时刘斌与下线接头时，往往反复强调要“单独做，不要告诉别人”。

　　记者了解到，在刘斌下面形成了3名主要下线，每个下线又平均牵涉到70～80名不同等级的下线，总共涉案人员已达200多人。案发之后的十几天内，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到建阳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反映资金损失。

　　季光耀向记者证实，8月11日，上海松江钢材市场一名建阳籍女商人自杀。原来，今年春节，这名女商人回到建阳老家，听说有这么个赚钱的好门路，立即以3分月息向身边亲戚朋友融资，再以4～5分的月息转借给刘斌。得知8月5日刘斌投案，自己借来的钱血本无归后，这名女商人一下子心理崩溃，自杀身亡。据这个女商人的丈夫透露，她经手的资金大约在2000万～3000万元左右。

　　亟需监管

　　此案在建阳城内造成巨大影响，街头巷尾几乎无人不知。一个名叫叶宝宝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当地的民间资金拆借，月息从2分、3分甚至到1角不等。建阳高利贷案涉及面已不限于本地，还波及到周边的建瓯甚至上海等地。

　　建阳市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正是刘斌的三名主要下线之一。他向公安机关交代，明知正当行业不可能获得如此高额回报，但仍抵御不住超高利润的诱惑铤而走险，“说到底就是想钱想疯了”。

　　事实上，从本报记者的调查来看，建阳的高利贷案件并非偶然。今年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福建厦门、龙岩、泉州等地，类似高利转贷、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的事件频繁上演。而据香港《信报》报道，连月来，温州出现严重的暴力讨债，数以十计的企业老板四出“逃亡”更传出有银行人员涉嫌诈骗携款逃走，“金融秩序隐隐然有失控之势”。

　　路透社也刊文表示：“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中国温州，今年民间借贷尤为疯狂，因高息借贷、资金链断裂，一个月内已有数家当地企业主‘欠款跑路’，不过这只是一个区域缩影。”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行为充斥其间。

　　李文溥等相关研究人士认为，在此背景下，国家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尽快将存在已久的民间金融纳入正常监管与保护，降低民间借贷潜藏的巨大信用风险，以此维护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环境的稳定。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监管，必须在其经营资质、利率空间、信用审核、风险防范、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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