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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某校按美国标准定制的校车，价值40余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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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事件引起了社会剧烈的反响，中国儿童安全保障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巨大课题。
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意外伤害是中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这个数字每年超过20万。即每三位死亡的儿童中就有一位是意外伤害所致。这个发生率是美国的2.5倍，韩国的1.5倍。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日前接受本报驻京记者采访，谈及今年6月其参与编写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出台背景，全面介绍我国儿童安全保障方面的有关问题。王振耀认为：我国儿童的福利和直接的保护现在还没有提上日程，儿童福利体系建设还是停留在道德层面，空喊口号，没有落实。
王振耀，从2008年开始负责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担任司长，提出了要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并推动中国福利制度的规划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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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安全保护设施几乎空白
事件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燕赵都市报：您认为，导致中国儿童意外伤害的直接原因有哪些？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王振耀：0-14岁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高的直接原因有很多，关键是我国的公共福利进入儿童领域还相当少，我国儿童保护相关的安全设施几乎空白。
比方说现在所有的社区有几个有儿童的活动场所？还没有。在公共设施的标示中基本没有对儿童安全的重视。在欧美国家儿童受到的保护程度有多高呢？在美国有专门接送学生上下学的校车，作为公共汽车的一种，由于自身结构强固，校车安全系数超乎想象。美国许多州都有立法，要求其他的车辆在有儿童上下校车时，必须两个方向都停下来等小孩子上下车结束之后才能行使，甚至美国总统专车也要等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孩子至上的状态下，它们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为到达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状态。
我国现在基本没有校车。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已经来了，儿童享受的福利还非常薄弱，没有具体化。过去在农业经济时代，儿童问题没有那么突出；现在农村道路硬化，汽车进村，但是我们的这一套儿童福利设施没有建设起来。我们还是在用一种非常传统的理念在应对日益现代化的设施。这些设施对保护儿童是有着一种基础的作用。基础型工程就是要把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保证好，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政策保障孩子们的日常安全。现在很多地方都在骄傲于他们的硬件设施，但是保护孩子的人性化设施没有。这种硬件不值得骄傲，缺乏人性化的硬件是一种愚昧的硬件
儿童意外伤害不简单是家庭问题，是公共管理和公共福利设施的缺失，公共设施、公共管理、公共规范不健全是一个直接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福利制度、福利体系在儿童方面还是口号多、行动少。
2
留守儿童受伤最重
事件
两岁留守女童守奶奶尸体7天染败血症：小梦茹的父亲肖开全在长沙打工，长期不回家，2011年9月27日，因多次联系不上家里，肖开全回到家里，发现1年9个月的梦茹在死去一周的奶奶的尸体旁奄奄一息，医院诊断，疑似感染败血症。
燕赵都市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尚晓援提到“我国每年有5000万留守儿童，2700万流动儿童散居各处。每年由于意外伤害致死致残的儿童高达80万。”您认为，留守儿童与儿童意外伤害有什么样的关系？
王振耀：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很突出的问题就是留守儿童的安全保障问题。一般来说，和谐社会的建设，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孩子跟着父母、家庭成长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标志。而农民工没有被城市认同接纳，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的问题。
留守儿童受到的意外伤害比一般的孩子要更多。父母因为外出打工无法照料孩子，这就造成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养育两三岁的留守儿童。这首先就会使儿童的身心受到一种摧残，无法享受到完整的父母关爱。孩子们又是比较活泼的时期，要蹦蹦跳跳，老人照料不到，于是意外伤害就多了。
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的孩子在城市不能正常上学，医疗没有保险。我们还在用一种非常古老的理念来管理现代社会。社会管理不是一般的机关管理，这个观念转变不了，导致现在出现了许多不满的社会情绪。我觉得这些措施都是能做、能立即做的，应该尽快开展，十二五规划也应该加强这一部分的工作。
3
警惕传统文化中的遗毒
事件
2011年7月7日深夜，长期被继母关在广州碧桂园家里
二楼阳台上的7岁女孩童童饥饿难耐，从二楼阳台翻墙逃走，跑至小区便利店偷饼干吃。被当地小区居委会找到时，童童头发蓬松、衣衫褴褛，长期被继母关在阳台过着动物般的生活，已经被饿的皮包骨头。
燕赵都市报：许多时候，孩子受意外伤害，家长难辞其咎。可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法律对父母的责任没有约束。您认为，对于儿童的保护，父母具有哪些法定的责任？儿童保护仅仅就是一个家庭的私事吗？
王振耀：我国直到现在还是传统的家庭安全观，为了望子成龙，父母体罚孩子，把儿童的保护变成了家庭的私事。我国法律的规定也需要实现现代化，传统的父母就是保证孩子的吃饱穿暖，法律上就是有不许虐待孩子等大致的规定，但是没有具体的机制，没有社会保护措施。
国家要求不能虐待儿童，香港到处都有儿童庇护中心，我们现在一个都没有。出现了家庭虐待之后，政府也没有相应的机制。孩子受到虐待了，要对家长进行教育，必要的时候还要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我们的设施、法律的规定都停留在口号上，我们也没有一系列的措施来落实这些法律。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父母的责任落实不到位，
现在也缺乏针对父母的教育。如何更细腻的关爱孩子？我们的许多学校在不断实施着害孩子的示范。我们有很多领导干部到学校讲课，让小孩儿站着听。我们让许多小学生讲冠冕堂皇的空话，这样的公共教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恶的示范。
现在是时候要提倡：孩子是权利的主体，不是家长的附属！保护孩子不是家庭的私事，全社会的意识都要有一番转型。
有人说，国外为了保护儿童，有些法律规定不近人情。所谓的不近人情，其实是不近中国传统人情；我觉得中国的传统人情，有有利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利的。二十四孝怎么能杀孩子救父母呢？国外的法律不一定照搬，但他们的经验我们要研究，虐待孩子我们应当要剥夺监护权，并且要有一套保护的体制、设施、专业人员。
4
呼吁制定《儿童福利法》
事件
2010年春天，沧州河间市果子洼乡果四村10岁男孩孙
凯查出患再生障碍性贫血。2011年3月31日，孙凯的父亲孙文辉到中国红基会申请救助，因不符合条件遭拒，情绪失控的孙文辉用刀劫持工作人员，被关入看守所。本报通过连续报道小孙凯事件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热心读者网友为孙凯捐款总额超过35万元。
燕赵都市报：儿童安全保障除了意外伤害保障，还包括健康保障。孙凯事件反映出我国在儿童大病防治方面的空白，您能谈谈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的建设吗？
王振耀：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现在已经开始启动建设了，在这方面国外有很久的历史。以英国为例，1918年国会通过的《妇女及儿童福利法案》，规定由卫生部核发津贴补助。现在要求给每个家庭最大的孩子每周20英镑，其他每个孩子每周13.2英镑，获得资格是未满16周岁，或者满16周岁但是在接受相关培训。另外，父母离婚或父亲死亡的儿童，还可领取特别津贴。
我国直到去年才成立了第一项针对孤儿的普惠型津贴制度。去年12月30日，财政部、民政部下发《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拨中央财政2010年补助资金25亿元，对东、中、西部地区孤儿分别按照月人均180元、270元、36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今年中央对孤儿的补助资金将增加到36亿。
我国的普通儿童生活福利也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度。泰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由国家负责学校供餐。1952年，泰国教育部认识到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的存在，开始在部分学校推出学校午餐计划。1987年，泰国为全部学生提供学校午餐。1992年泰国颁布《小学学校午餐基金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学生午餐。
而我国从今年才开始有民间组织解决学生的免费午餐问题。除此之外，我国的儿童问题还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说儿童大病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
去年6月卫生部、民政部出台了意见，优先选择几种危机儿童生命健康、医疗费用高的重大疾病急性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开展试点。还无法覆盖全国所有地区，也只能保障有限的几种病症。
燕赵都市报：我国在儿童安全保护、防止儿童意外伤害方面取得哪些进步？又面临哪些问题？
王振耀：我们在儿童保护方面取得很多进步，比如说营养午餐，校车和一些公共设施开始建设，一些儿童优先的规则开始制定。比起国外，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有些地方开始有校车了，但是相当多的地方都是私人出钱，政府出钱的校车在全国极少，即使在我们的大城市也是这样。北京、上海都还没有普及。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包括宪法也有保护儿童的内容。但是不够具体。我们现在的一些法律、很好的理念需要变成行动，变成规则、变成标准，变成措施。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说教上。
在儿童保护上，我们流行的是“要”字，各级行政部门都在当“要”字先生，都说要重视，要落实，大家都会说要。我们的现代公共管理制定的是标准，措施，应该规定，发达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有没有校车作为一个考核指标，进行资金投入。
社会公众尊重儿童已经萌发了一些意识，到一些地方坐飞机都要儿童先上。但是我们面临的整体挑战，形式还很严峻。关键是我们的传统意识、传统观念现在还占据着优势。许多人认为校车就不应该纳入到社会的计划中来，事实上，它比建一条公路，建一个广场，建一个办公大楼的意义更重大。
我们还要转变自己的态度，在保护儿童方面，国家还没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的文化、社会政策方面，开放度还相当低，我们还没有学习、引进的意识，措施非常少。有一些民间组织为了儿童保护问题呼吁，却被当做是捣乱，就好像二十年前把民间慈善事业当做是一种“恶”一样，更没有国家财政来支持民间组织。
总体上，社会大众的良知、修养在不断提高，物质文化提高以后，通过网络的宣传，公众开始关心孩子。儿童伤害事件过去经常发生，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容忍了。
现在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调整我们的理念，日本在1947年就制定了《儿童福利法》，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儿童福利，很多国家有儿童福利局，最高级的有儿童福利部，我们国家对儿童福利这四个字还接受不了。儿童福利是儿童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这是政府责任、社会责任的问题。我呼吁《儿童福利法》该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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