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走访了位于广州市郊的广东省女子监狱，深入到该监狱内的艾滋病专管监区，从管理着95个艾滋病监犯的“杨妈”身上还原这个高危的专管狱警群体。
南方日报记者 赵琦玉
通讯员 刘洪群 尹华飞 阚淼
“杨妈”，“Yang Ma”，“Mother Yang”。
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艾滋病专管监区，听到艾滋病服刑罪犯讲得最多的就是“杨妈”。来自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论老少的服刑罪犯的叫法各有不同，但都是说同一个人“杨妈”，艾滋病专管监区的管教员、41岁的杨佩芳。
服刑人员都叫她“杨妈”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时，很绝望！”艾滋病服刑罪犯雪莲（化名）说，刚查出自己有艾滋病时，想哭哭不出来，精神极度抑郁，整个人几乎都要崩溃了。今年35岁的雪莲来自中山市，因抢劫罪被判刑10年6个月，2007年3月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艾滋病专管监区服刑。
雪莲身形很瘦，但脸色红润，走路很快。她说，刚进监狱就发病，吃抗病毒的药吃了4年，副作用很大，体重由之前的108斤下降到83斤。
由于长期服药，产生了呕吐、吃不下饭和睡不着觉等症状，每次治疗前，“杨妈”都会鼓励她坚持。“不要想得太多。”雪莲经常因为想很多问题而失眠，“杨妈”发现后都会耐心开导，对雪莲说：“科学越来越发达，总会有医治的办法，目前也有许多带病生存的例子。”
然而，让雪莲无法释怀的是，2009年，她申请保外就医，但户籍所在的派出所不肯接收。
不穿隔离服与犯人面对面
来自乌干达、今年37岁的碧高，2009年5月到中国，因采用体内藏毒走私海洛因811克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一些初来乍到的外国籍艾滋病罪犯会因与其他犯人语言上的沟通和环境适应等问题产生误会和摩擦。”杨佩芳说，碧高就属于这一类罪犯，初来时经常与其他服刑人员吵架。
2005年，广东省女子监狱艾滋病专管监区开始收押罪犯时，杨佩芳参与了接收第一批16人的艾滋病犯。
当时，16名艾滋病犯集中在一起，有的控制不了情绪砸板凳桌椅，有的拼命往墙上、铁门上撞，满脸是血，还有的绝食和自杀等。她们歇斯底里，疯狂地发泄着内心深处的恐惧。为了防止狱内案件的发生，杨佩芳与其他狱警一起实行24小时监控，几天几夜都没安心地睡过觉，随时处理突发情况。
为了赢得艾滋病犯人的信任，杨佩芳第一次进入监舍与16名艾滋病犯进行谈话教育的时候，没有穿隔离服，没有戴任何防护用具，艾滋病犯人们在露出诧异表情的同时，也慢慢放下了戒心。
回想当时的情形，自己被一群艾滋病服刑人员围着，“真怕她们一涌而上！”杨佩芳有点后怕地说。
零距离接触，让杨佩芳与艾滋病服刑人员建立起信任关系，最终被所有的艾滋病服刑人员尊称为“杨妈”。
到医院学艾滋病治疗过程
“暴躁、多疑、自卑、绝望。”这是杨佩芳对艾滋病服刑罪犯特点的总结，在广东省女子监狱关押时间最长的艾滋病服刑罪犯已超过6年，“没有一名艾滋病服刑罪犯在监狱内死亡”，杨佩芳用这个事实来鼓励艾滋病服刑人员生活下去。
6年前接手管教艾滋病服刑罪犯的工作时，杨佩芳没敢告知丈夫，后来丈夫知道了也没什么怨言，只是经常提醒杨佩芳，要注意安全。至今，杨佩芳还没有将自己从事艾滋病服刑罪犯管教工作的情况告诉远在湖南老家的父母。
“我已几次提出要调离艾滋病专管监区的岗位。”杨佩芳说，她不是因为怕危险而要求调离，而是因为长时间的管教工作，使艾滋病服刑罪犯对她的管理方式产生了依赖性，这对服刑人员将来回归社会要适应各种环境不利。
为了提高专管女警专业知识，监狱除了从社会上邀请专家教授给狱警讲课外，还派出杨佩芳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和成效较好的戒毒场所学习，让杨佩芳了解医生为艾滋病人治疗的过程，掌握艾滋病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的要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使艾滋病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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