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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在中国说话,我有四大原则

2011年11月12日11:31
来源:深圳新闻网
加藤嘉一演讲中。
加藤嘉一演讲中。

  “深圳是个相对自由的地方,我今天会彻底放开了说。”加藤嘉一这句话,引爆现场掌声一片,也勾起听众对“猛料”的期待。昨天下午,深圳大学科技楼一号报告厅早早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在华著名日本80后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加藤嘉一应邀前来演讲,并接受了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加藤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在演讲中回顾在中国8年生活的历程,可以说是自己的第一个“回忆录”,“从2003年到现在,我把青春交给了中国”。

  人物简介: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伊豆半岛,2003年作为公派留学生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从一句中文不会成为精通汉语的专栏作家、知名媒体人。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凤凰网、《瞭望东方周刊》、《Vista看天下》等媒体撰写专栏,著有《日本走向何方》、《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等书。

  笑点

  加藤的演讲过程频频爆出笑点,引得会场笑声不断。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我来跟大家一起过光棍节了。作为一个27岁的(单身)男人,这是一个值得沉思的问题。”

  “2003年刚来中国就遇上"非典"高峰……没事情可做,我每天到楼下小卖铺的阿姨那里买一条两毛钱的小冰棍,硬拉着她跟我聊8个小时练中文。没办法,我是"阿姨控"嘛!”

  “我每晚都向报刊亭要卖不完的《人民日报》,然后回到宿舍里一句一句背下来,《人民日报》对我贡献真的好大。”

  在华8年关键词:纠结

  “今天没有准备,将完全跟着状态走。”加藤从两天来忙碌繁琐的生活拉开话头。头一天他在北京一所高校讲课,之后有一个重要会议,不料到了现场会议竟取消了。晚上赶写被催交的两篇稿,几乎一夜未眠,早上却收到编辑短信:“稿子不用那么着急。”接下来,他因为是坐地铁还是打车才能在早高峰中及时到达机场,又“思考了很久”。

  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在中国的8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每件事情都不确定,始终都在一个纠结、折腾的环境中,就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好,法治与人治也好,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也好,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也好,祖国统一与一国两制也好……我在纠结的状态中度过每一天,这让我很累。”

  他用一个外来词描述中国的这种状况:伟大的两难(the great dilemma)。他还透露,这将是他正在写的一本新书的名字。

  在华说话有“四大原则”

  正是在这种纠结中,加藤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比如出书、写作、演讲等,无一不在反复的沟通、妥协中完成。他说,自己的稿件几乎从没被“毙掉”过,他在公共空间的表达遵循自己的四条原则。

  “第一,我是日本人。有些朋友问我:假如中日必有一战,你站在哪一方?我只能回答:我是日本人。如果要违背这点来讲话,不如沉默。二,这里是中国。把握尺度,不能越位。三,说的话对决策层有说服力,让他们觉得有参考价值。四,面向的是大众,尽量辩证、中庸、温和。每一句话都要在这四项指标的交叉点上,其他的不能说。”

  借助媒体来发声对加藤来说,一方面满足了个人强烈的表达欲,令他觉得“过瘾”,同时他也认为这是当下中国的一种需要。“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很多外国人写专栏,包括我的在内很多并不是很深刻,但至少真实地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很多学生、官员都看。我慢慢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需要外来的声音。如果没有相对包容的环境,我也不可能在中国自由地表达。”

加藤嘉一演讲现场连过道都坐满或站满学生。
加藤嘉一演讲现场连过道都坐满或站满学生。

  中日关系:

  缺少相互认知

  “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畸形的……中国多多少少也有同样的问题,至少可以说不全面。”虽然两国也不乏熟知对方历史的人,但在加藤看来,两国相互认知的状况可用两个字概括:空洞。“里面是空的,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双输。”

  在他看来,日本对于中国的一个价值在于,日本半个世纪来的经验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日本1964年办奥运,然后高铁开通,大阪的世博会,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泡沫经济破裂,到现在的老龄化,这些问题今天的中国都可能面临……此时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大有作用。”

  “我很感恩中国的朋友,我读书拿的是中国的奖学金,我必须善意地批评中国。”就加藤对中国公共领域的观察,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很有想法,但没有共识,发泄多于思考。“不管是所谓左派右派,主要的精力都在骂对方,而不反思自己。”他说,日本也有派别,但日本人的底线很清楚:一是对天皇的尊重,此为国体;二是民主制度,此为政体。“这两点就是共识。即使日本政治已经坏到这种程度,日本人已经不相信政治,首相年年换,但决不会否定这两点。”

  专访

  北大学生喜欢嘲笑母校

  晶报:你说这是你在中国演讲最放得开的一次,为什么?

  加藤:这是深大的功劳。相比其它内地的学校,深大地位很特殊,是一所“向前看”的学校,思想很开放。我和来机场接我的3位深大同学交谈,发现他们对深大很有感情,为学校感到自豪。而北大学生则喜欢嘲笑母校,学生很犬儒。

  现在的高校,师生关系普遍冷漠。听说深大的章校长开设了校长信箱,每封必回,从同学的口中我感觉到章校长的个人魅力。由此看来,大学的领导很重要。现在很多大学都是称呼什么书记、主任、处长,已经不叫老师了,大学不应该官本位,而应该是“学本位”的地方。

  晶报:你现在做的“百校巡讲”活动进行得怎样?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加藤:包括港澳台,现在在国内已经去了60多所大学。我不是名人、大师,我以一个同龄人的身份,可以和学生发生思想碰撞。中国现在发展势头很好,可很多问题被掩盖了。到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可能会慢下来,到那时今天这里坐着的就是中国的社会精英。这批人有怎么样的价值观、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怎么看待外国,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我选择跟大学生交流是为了透视中国的未来。我是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中国的社会。很多国外的媒体说中国各种各样的不好,他们只是局外人,并没有切实的了解,说的就是废话。

  晶报:你说中国是你最用心观察的对象,你的下一个观察对象是谁?

  加藤:在明年的8、9月,我会离开中国,打算去美国的东部,也是在大学里进行交流。这一次考察美国会用2-3年的时间。不过我的心永远都会在东亚。

  (晶报记者 崔燕 实习生 黄思敏/文 记者 张定平/图) (来源:晶报)
(责任编辑:UN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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