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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并非偶然。
据记者调查，在没有政府补贴的甘肃庆阳市农村幼儿园自负盈亏，生存艰难。在校车超载，每年校车仍需幼儿园补贴。
事发幼儿园老师称，当地农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情况下，幼儿园校车低收费，超载运行也是“家长为了省钱”。
甘肃正宁县幼儿园校车事故并非偶然。
“我们很痛心，也很震惊。但无能为力”，11月16日，35岁的何亚郡说，正宁县“小博士”幼儿园的悲剧也是她和众多乡村幼儿园创办者共同的悲剧。
何亚郡在甘肃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开了一所幼儿园，与出事幼儿园一样，都在庆阳市辖区内。
何亚郡害怕这样的悲剧哪天会降临在她头上。
庆阳一幼儿园校车每年亏几万
10年前，何亚郡幼师毕业找不到工作。中学退休的父亲帮她在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创办了一所幼儿园。
那时，整个温泉乡没有一所幼儿园，她的幼儿园取名“温泉幼儿园”。
全家东拼西凑20多万，请教师，租场地，才把幼儿园建起来。
11月16日，何亚郡介绍，随着送孩子上幼儿园家长越来越多，乡里一下子增加到5所幼儿园。
竞争开始激烈起来。
他们幼儿园三分之一都是留守儿童。在家里照看的爷爷奶奶没有能力接送，幼儿园配备校车成为竞争优势。
2008年，何亚郡凑了20多万买了3辆“面包车”，拆掉座位，焊接条凳，改装成校车。
三辆“校车”分别是14座的金杯车、9座的“东南”面包车和7座的五菱车。
何亚郡说，幼儿园共有180个孩子，家最远的有15公里。
每名学生一学期学杂费和保育费500元，伙食费300元，车费300元。加起来共计1100元。
他们以每人月薪1500元从乡里聘请了3位会开车的农民做校车司机。
这些校车每跑一趟要1个小时。为了在3个小时内把所有孩子接到幼儿园或下午送回家，三辆校车每天早上6点多开始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奔跑，来回接孩子。
下午4点又开始一车车把孩子们送到家。
三辆校车每天都要超载。14座的金杯最多要载27个孩子。9座的“东南”车最多载到20个孩子。而7座的五菱面包车最多也载到15人。
何亚郡介绍，加上司机工资和油费，这三辆校车每年要耗费成本5万多元。目前孩子每天接送费是3元。这样幼儿园每年要拿出1万-2万元倒贴在校车上。
何父介绍，乡里道路很差，车辆损耗厉害，如果按校车5年报废周期计算，还要加上每年3万-4万元的车辆损耗。
11月16日，何亚郡的父亲说，如果要保证不超载，并且在2小时内把这些孩子都接到园里，幼儿园起码还要增加2到3辆校车。随之而来的是成本成倍增加。
出事幼儿园：“是家长为省钱”
“园长已经被控制了。我正在照顾受伤的孩子”，昨日，甘肃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一位教师在电话中向记者介绍情况，语气沉重。
这位不愿具名的女教师介绍，小博士幼儿园目前有740名学生。每个孩子每学期学杂费和保育费、书本费一共260元，今年刚涨到300元。生活费每学期200元，车辆接送费50元每学期。
她说，小博士幼儿园是当地乡里唯一一所幼儿园。当地很贫困，普通家庭年人均只有一千多元收入。之所以一个车挤那么多孩子，一方面是民办幼儿园穷，买不起那么多校车。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家长为了省点钱”。
“如果多收点车费，家长也交不起，我们想涨价，家长意见很大，好像不让他们孩子上学一样”，上述女教师介绍。
这位老师透露，幼儿园的创办者叫李军刚，过去在湖南等地做生意。2003年开办这所幼儿园。
据她介绍，“小博士”幼儿园有4辆比较破旧的校车，2008年开始，幼儿园逐年更换了目前这4辆校车，最先更换了一辆长安之星，花了4万。前年又陆续更换了3辆金杯面包车，7万多元一辆。共花了26万。
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多在乡镇周边农村，平均10-20里路程。740个孩子中，80%都需要接送上学。所以每天一大早这4辆车就要来回跑着接送。
为了赶时间，就出现事发时的超载和超速。
国家校车标准遭遇“执行难”
校车悲剧也引发了各方关注。
2010年7月1日，国家出台了首部专门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其中明确规定校车运载学生人数不得超过核载人数。
同时，该规定还对校车坐椅、内饰材料、出口、车窗、校车标志的组成、式样、车身外观涂装、标牌及停靠站点标志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但据目前各方的消息显示，这部国家标准遭遇“执行难”。
何亚郡尚不知道国家有这些校车安全标准，她面临的困难更具体。
“这些年，政府没有给我们补贴一分钱。勉强维持开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何亚郡的父亲说。
何亚郡介绍，这所幼儿园一年纯利润4万-5万元。现在买校车，添置硬件，家里已经欠债30多万。
她介绍，他们条件虽然差，但还是县教育局挂牌的温泉乡“中心幼儿园”，而其他4家民办幼儿园，境况甚至更差。
不仅是校车，园里其他“硬件”设施，包括孩子的舞蹈室、琴房、餐厅都没有办法按标准配备，只能用租来的平房“凑合着用”。
“孩子的休息室不够，3岁的孩子只能2人挤一张小床。”何亚郡说。
在何亚郡看来，幼儿教育要规范发展，政府的责任不能缺位。
“现在悲剧发生了，不是政府给买辆校车就能解决的。需将整个幼儿教育纳入规划。”
本报记者 杨万国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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