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的1950年代：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华岗认为，让人们接受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与途径，是自由讨论或辩论。

　　本刊记者/杨敏

　　1973年，在山东省革委会的主持下，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文史哲》在两次停刊后复刊。邮局的征订量在短时间内猛增至70万份，远超省革委会初定的一两万的印刷量。

　　由于许多读者坚持不肯退订，时任《文史哲》副主编的刘光裕不得不三次登门请求山东省宣传部部长林萍，终于获准印刷20万份以飨读者。

　　“他说不能再多了，省里没纸张了。”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包括《文史哲》在内的9所高校学报的复刊，源于毛泽东1973年4月的一次谈话：“有些刊物为什么不能恢复？?学报不要在内部搞，可以公开。”

　　刘光裕说，坊间流传，因为毛泽东问起《文史哲》，才有了这次谈话。

　　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界，也许有人不知道山东大学，但一定没有人不知道《文史哲》。

　《文史哲》创刊号封面。

　　应时而生

　　1950年代初，中国的学术刊物只有学术界知名民主人士创办的《新建设》、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中国新史学分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新史学通讯》等几家。

　　1951年春的一个夜晚，在青岛市龙口路40号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家里，副校长陆侃如、历史系主任杨向奎、教师赵纪彬、孙思白等人随意地聊着天。

　　他们说起《山大生活》这份四开小报，都认为应该办一本大型的学术刊物。随后他们联系了历史系的童书业、赵俪生，文学系的冯沅君、萧涤非、孙昌熙等人，很快得到支持。

　　山东大学向来以文史见长，30年代就汇聚了如洪深、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老舍、梁实秋、沈从文、游国恩、吴伯箫等一大批人文学者。50年代，山大文史学科处于黄金期，历史系甚至出现了“八马同槽”的盛况，即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为一时美谈。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的第一次会议，在山东大学文学馆二楼西角的一间办公室进行。“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成为办刊宗旨。

1952年，《文史哲》编委合影。第二排左起第四位戴眼镜者为华岗，第三排右二为吕慧娟。 图/受访者提供。

　　大家推举华岗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历史系主任杨向奎为主编，编委会由历史系教师童书业、赵俪生、孙思白、卢振华和中文系教师殷焕先、孙昌熙等人组成，负责日常工作。

　　在编委会挂名的，还有任中文、历史、外文、马列四个系直属党支部书记的吕慧娟，不过她不参与具体编辑事务。

　　《文史哲》一开始为学术交流自主办刊的同人杂志，不设专职人员，由文史两系的教师兼任编辑。当时连开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跑到历史研究所找地方开会。

　　第一期《文史哲》出来后，因为没有刊号，无法通过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编辑部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们寄杂志，请他们代售。主编杨向奎后来回忆，这种办法连累了许多朋友，他们只能自己拿钱买下杂志。

　　编辑部的费用由华岗、杨向奎、陆侃如等人自己掏，除了印刷等费用，还有少量稿费。“学校的老师都不给稿费，校外的稿子给少量稿费，最早是每千字三万元（即三元）。”刘光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编辑们却热情高涨。天命之年的童书业工作起来“不舍昼夜”，为保证《文史哲》不脱稿，有一次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中文系刘景农的脾气“迂缓”，校对最慢，但绝对正确。

　　“我跟杨向奎先生关系很好，他任历史系主任，又是《文史哲》主编，讲课、搞运动忙得不得了，他就随身带稿子，搞运动、开会他都在看稿子。”吕慧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时的每一期文稿，都先由杨向奎看过，再送到华岗那里终审。有时，为保证及时付印，华岗还会连夜突击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