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的1950年代：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领衔史学界“五朵金花”论战

　　据副社长吴富恒回忆，华岗之所以创办《文史哲》，并不仅仅是为了开辟新的学术园地，他要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

　　1950年4月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华岗1930年代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后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1945年出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

　　据山大学生回忆，当时华岗定期在学校广播站前的露天阶梯广场作时事报告，系统讲解马列主义。他口才极好，理论丰富，深入浅出，有理有据。台下听讲的，从山大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到普通学生，人山人海。

　　“学习马列主义成了山大的一种时尚，像先秦史学者童书业可背诵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苏共编写的《联共（布）党史》‘四节二章’，校园里无人不知。”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从《文史哲》第1期到第35期，华岗发表了近40篇马列理论文章，几乎每期都有。虽然他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主义”，但他认为，让人们接受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与途径，是自由讨论或辩论。

　　后来任山大社会学系主任的徐经泽，年轻时曾跟随华岗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工作。他记得，有一次，华岗明确地对他说，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定于一尊”。又说，斯大林也是有错误的。这不免让徐经泽大吃了一惊。秉直较真的个性，也使华岗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这是后话了。

　　《文史哲》一创办，就连续发起全国性的史学大讨论。如何划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史分期问题，是其中第一次。

　　1951年7月，童书业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对“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提出挑战，拉开了讨论的序幕。

　　古史分期问题，因其背后是如何用马列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几乎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除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等人外，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何兹全、周谷城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加入论战，论战持续至1956年仍未结束。

　　这场大讨论也引起了日本学界关注。据曾与历史系主任杨向奎同住一屋的山大中文系教师路遥回忆，有一天，杨急急忙忙对他说，北京来电话，让寄50本《文史哲》去，预备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学界之请求带去。

　　1951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历史系教授赵俪生的《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又拉开了一场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讨论。此后，在50年代中前期，他陆续发表了《北宋末的方腊起义》《明初的唐赛儿起义》《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等13篇文章，被认为代表当时中国高校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赵俪生的学生、学者秦晖称，这一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

　　中国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和1953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与中国历代土地制度、汉民族的形成一起，史学界的这5次大讨论，被称为建国17年的“五朵金花”。其中，前3朵花均由《文史哲》领衔发起。

　　在华岗的主持下，《文史哲》影响力日盛。1951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一次宴请中，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应当效仿。他称，一个综合性大学就是要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并将成果公之于众。学者季羡林后来曾如此盛赞《文史哲》：“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有一登龙门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