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个“小人物”推向鼎盛
1952年，由于《文史哲》财务困难，华岗向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请求支持。上面一次性拨给2000万元（即2000元），才渡过难关。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被定为山大学报之一，经费从此由学校负责。
从1952年起，《文史哲》开始设立专职编辑。第一个专职编辑葛懋春回忆，一次他和杨向奎去华岗家汇报工作，华岗提出一个编辑原则：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
李泽厚第一次在《文史哲》发表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不久，是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的文章认为，《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是进步的。他与持相反观点的汤志均（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在《文史哲》上公开辩论，一举成名。他说：“后有国外朋友来信，以为我已是教授，其实我还是实习研究员。”
而李希凡第一次在《文史哲》发表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时，不过是山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
1954年，26岁、大学刚毕业的李希凡与23岁的中学教师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意外成为一场政治风雨的开端，也意外地将《文史哲》推向鼎盛。
在这篇文章中，李希凡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红学研究，批判了俞平伯当年3月发表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的《红楼梦简论》。他认为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
此文被毛泽东看到，被认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赞扬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以“小人物的文章”为由不同意《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并称：“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自此，一场批判胡适的全国性运动展开了。
运动开始时，吕慧娟正在北大进修。她记得，北大专门辟出了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屋子，展出胡适的著作文稿，供师生批判。但她十分惊讶，为什么两个年轻人的文章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1952年，《文史哲》就陆续发表了陆侃如《纪念五四，批判胡适》等文章，从1952年至1954年，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有6篇之多。
“现在看起来，其实那篇文章不过是《文史哲》‘敢为天下先’、勇于挑战权威的普通文章。”吕慧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本只是学术层面的讨论，被政治利用而已。”
从此，《文史哲》名声大噪，走向鼎盛。1955年至1956年，被作为国家代表图书，赠与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等。
“不想给老前辈丢脸”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公安部从胡风日记里得知，华岗与胡风在1937年至1940年间互访频繁，并有通信来往。8月25日，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突遭逮捕，从此开始了10余年的监禁，1972年在山东监狱病逝。1980年，获彻底平反。
“华岗被捕后，山大许多著名教授纷纷离开学校。”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副校长童第周去了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杨向奎去了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吴大琨去了人大历史系，赵俪生去了兰州大学历史系。”
1958年，学术界开始了“厚今薄古”运动。
6月，《文史哲》进行整改，声明特别欢迎“结合当前政治运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分析批评现代文艺作品”的文章。据统计，当年一共出版12期，其中关于“反右”斗争的文章17篇，关于思想批判的23篇。但是，仍被批判“很少配合政治运动”“为学术而学术”。
1959年1月，《文史哲》停刊。
1973年，《文史哲》复刊。原副社长吴富恒担任主编，担任副主编的刘光裕此前在山东省革委会的写作班子任职，因政治好、业务能力强被调来负责《文史哲》的复刊工作。
出于长久以来对《文史哲》的敬意，“不想给老前辈丢脸”，刘光裕希望在彼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之下仍能保有一点学术气息。复刊第一期，没有转发中共十大的文章，也未刊载工农兵文章，排版上没有加黑加粗体，并在邮局征订时，附上了该期目录。
这期的征订量，达到了《文史哲》有史以来的最高：70万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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