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冯富珍的世卫选举

　　文|沈旭晖 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

　　11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布公报说，由于报名截止日期前仅有现任总干事一人递交竞选申请，陈冯富珍将是下任总干事的唯一候选人。这意味着，不出意外的话，经过世卫执委会明年1月和该组织194个成员明年5月这两轮投票后，陈冯富珍将于明年7月1日开始她的第二个5年半任期。

　　2006年，中国提名曾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出任世卫总干事，陈太最终高票当选，成了首名出任重要国际组织领袖的华人。今年7月，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陈冯富珍，支持她竞选连任。从现在的情况看，陈冯富珍将不负众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案例，足以说明香港对中国软实力的潜在价值。

　　陈冯富珍的“超然”

　　回顾这两次、特别是2006年的选举，会发现其实单就专业履历而论，陈冯富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都不算是完美人选。国际顶级卫生期刊《刺针》（Lancet）在对比所有候选人素质后，认为陈冯富珍“在政策执行和制定方面都经验不足”；世卫从前对她的介绍，只略略提及她“有效地处理了本土禽流感和非典爆发”，其他人的国际经验都是长篇大论。反而北京着重推介她的西方专业背景和人事管理特长：“陈医生任卫生署署长期间，管理7000名文化及专业背景各异的员工及近5亿美元的财政，成功展示了她在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方面的能力。”

　　但就算要论这些能力，即便中国内部也有更“主流”的其它选择，例如出自中国本土的刘培龙医生。刘培龙从法国雷恩大学毕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72年开始从事有关非洲的卫生及健康事务工作，1998年出任中国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负责中国和世卫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协调，国际经验远比半路出家的陈太丰富。2003年，当时的世卫总干事韩国人李钟郁原希望提名陈冯富珍接替戴维·海曼出任传染病科行政总监，但最后结果却是李钟郁委任一名非洲加纳专家出任传染病科总监，刘培龙出任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陈冯富珍则出任人类环境保护司司长。这反映陈冯富珍这名香港官僚原来并未得到完全信任，她在国内似乎也不是众望所归。

　　直到世卫总干事公开竞选，刘培龙被视为对西方行政体系接触有限的、在非典危机中偏向中国政府立场的华人，胜算被评估为不高。那时候，陈冯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术官僚包装，才变成北京的秘密武器，足以淡化北京处理非典的封闭形象。即使陈冯富珍在香港处理2003年非典危机时备受批评，她在香港这个西式政体的行政管理经验，已足以把其他中国内地竞争者比下去。

　　事实上，从世卫选举可见，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国吸纳进跨国体系领导层，另一方面却对中国人掌握国际组织依然有戒心。陈冯富珍私下对北京的支持自然表示高兴，但在全球舞台上，她很懂得强调其“全球化”的身份，与北京保持礼貌的超脱距离。她上次当选后的就职演说，刻意淡化中国色彩：“所有的地区、国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这是一个全球的卫生组织，我们的工作必须关注到每个人、每个地区的生活。”在演说中，“中国”、“北京”、“中央政府”这样的词汇几乎从没有被提到，“全球”和“国际”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则最高，达14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她不管香港记者的要求，坚拒使用母语广东话：“我不能给你们特别优待。”更令内地民族主义者感冒的是，她自称“国际公务员”，说“不再想我的国籍，把它放在身后”。

　　上述竞选方针不仅没有让北京不快，反而受到鼓励。为了确认陈冯富珍的“超然”，中国官员屡次否认对其日常工作有任何干预，甚至将她称为“铁娘子”，以塑造大公无私的形象。笔者曾访问参与陈冯富珍竞选事务的香港官员，他们明言说由于陈冯富珍可以同时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身份与北京交流，既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最理想候选人，同时也是让中国遵从国际标准的最佳人选。假如她这次如期连任，那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会是正面宣传，反映中国在全方位担当“负责任国家”，也证明中国拥有国际级人才。

　　对地区及港台的信息

　　陈冯富珍的成功案例，除了对中国外交有一定价值，同时也是北京对亚洲传达微妙信息的途径。在当年的竞选中，日本的尾身茂是首名申明要角逐世卫总干事的候选人，他被吴仪评为陈冯富珍“最强劲的对手”。陈冯富珍的参选，被亚洲不同地区传媒视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场外交竞赛。在日本，就一度有传说中国最初提名陈冯富珍的动机，根本不是竞选总干事的职位，而只是要破坏日本的竞选。香港主要的天主教期刊《公教报》曾发表评论，认为陈冯富珍的当选，只是基于狭隘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驱动，“与球迷盲目支持地区球队无异”。另一方面，尾身茂虽然也获得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但强调竞选与地缘政治无关，多次说希望与陈冯富珍之间的竞争不会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

　　假如这算是中国的一场胜利，胜在哪里？可以说，陈冯富珍的管理经验（而非专业技能），不但相比于其他中国候选人有优势，就是相比于日本候选人也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对陈冯富珍的官方介绍不限于她的个人经历，也刻意提及她在英国政体下获得的、也许不很政治正确的荣誉：“1997年，她荣获英女皇伊丽沙白二世颁授官佐勋章。”时任国务委员吴仪在公开场合，多次以陈冯富珍的英文名“Margaret”来称呼她。当这样的形象包装，结合了中国外交方略，信息就十分明显了：由于今天的中国比英国强大，所以前英属香港官员才愿意效忠北京。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时任卫生部长高强在助选时预言，陈冯富珍的经历，会对过去10多年都申请作为世卫观察员、但一直不成功的台湾，产生“积极影响”。在北京看来，陈冯富珍的身份毫无疑问具有特别的意义，假如有台湾专家愿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可以当陈冯富珍第二。这类在主权层面的弹性，未来会越来越多，也会在两岸互动当中愈发重要。

　　在香港方面，作为陈冯富珍之前服务的对象，香港特区政府在世卫总干事竞选中，却似乎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上届竞选时，香港的爱国媒体多次呼吁，特区政府要为陈冯富珍提供“全面支持”，但这涉及一国两制的敏感边界，无论如何支持，都难以面面俱圆。香港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据了解，特首曾荫权为陈冯富珍与各国总领事安排了几次象征性的聚会；香港海外经济办公室接到上级指令，要“在方便的情况下”，为陈冯富珍做软宣传；港府派了一名级别不高的政务官章景星（还有作为选举最后一天中方团队成员的卫生署署长林秉恩），为陈太在日内瓦提供“后勤服务”。据当事人所言，这些“服务”包括帮助陈冯富珍与香港政府联络，搜集媒体和业内人士的评论等，而已。至于这次连任选举，似乎除了行政长官曾荫权发布了一个支持电文，就没有下文了。

　　这些支持究竟是否必要，并没有客观基准；陈冯富珍本人在香港的支持度有多高或多低，同样言人人殊。重要的是，香港对是否有责任协助国家外交这一基本问题，一直未有共识。当时就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质疑，政府派出行政官员协助陈冯富珍竞选、并将日内瓦办公室借出的做法，并不符合一国两制，因为他们只把陈冯富珍视为一个不应享有特权的“退休公务员”。此外，也有议员批评特区政府“侵吞”信托基金来支持陈冯富珍。这些问题，涉及一个核心课题，就是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独特身份协作国家外交事务，香港特区政府有哪个对口编制可以承担这功能，它与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合作应如何理顺等等。但无论如何，这案例正面肯定了香港人相对于内地人的优势所在，开启了港人参与国际组织的公式，对香港也是难得的宣传。甚至有消息透露，陈冯富珍模式有可能被“复制”，会有新的港人竞逐国际组织要职。这类尝试，正是一国两制的灵活所在，也是一国两制应有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