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

　　丁力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大变革的前夜，对此，政治色谱上的各种人有一个大致的共识。中国今后向何处去？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左和右从他们各自的立场提出了建议，双方都有可观、可取之处。

　　在上一期（8月29日）本报的54版，萧功秦先生发表了《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一文，读罢很是敬佩他的远见卓识和良苦用心。他对民粹主义、广场政治的担忧非常有道理，对公民社会的支持令人感动。但他的论证似乎不够全面，因此我想跟在其后拾遗补缺，略做一些补充。

　　本文虽然是有感而发，却又不完全是向萧先生讨教，更多的内容是我在自说自话；而这两部分是混在一起的，缺乏清晰的界限。敬请读者阅读萧先生的原文，以免在我的转述中误解萧先生的原意。

　　左与右的分歧

　　在对当前中国重大现实的判断上，如社会矛盾及其严重性，左和右几乎没有分歧，甚至非常一致。

　　左与右的分歧主要在对问题成因的分析和解决方案上。

　　左的解决方案是沿着国内的历史脉络向后退。如果以过去2200余年为限，复辟的选择余地并不大。从秦到清的制度不宜再继续模仿了，袁世凯因称帝而亡；而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虽然他的时代有可圈可点之处，却难为今日之师。因此，可供后退的“过去”很短，只剩下1949-1979年期间，即“文革”及其之前的10多年。毛左是那些特别赞赏文革的左派。

　　据说还有新左使用国外批判工具的左派。不过，在外国人的理论框架内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新”。在20世纪大约一半的时间里，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直接发号施令。

　　新左与毛左不是本文的重点，而萧先生对他们有非常精彩的介绍，请读者自去原文中查找。

　　右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前进，他们的立场也不“新”。右主要是向“外”寻求参照物。这个“外”很大，现在占了大半个世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中。民主的成功经验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遍布几十个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今年又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取得初步胜利。民主不是空想的、自称“科学”的主义。民主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不需要把国家变成“科学”实验室，把国民当作小白鼠。早在数十年前，民主已经跨越东西方界限，不再是西方的制度。所以，向其他国家（不仅是西方）学习没有萧先生说的那样“激进”。民主是最温和的前进路线。

　　关于左与右的介绍到此为止。

　　左与右是名词，不可在现实政治中拘泥。我们借助名词理解世界，但如果企图用名词来划分和改造世界就危险了。更危险的是用抽象名词来划分和改造世界，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并把它们对立起来。当前流行的左的批判思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化”的抽象名词的二元对立。

　　新旧保守主义

　　萧先生赞赏“新保守主义”，也承认大多数右翼人士持温和渐进的立场。他们之间好像应该有不少共同点。可是，萧先生站在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又把西化自由派、毛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列为他的三个“批判对象”，把这些“主义”们都归类为“激进主义”。

　　在“西化自由派”这个词中包含一个常见的自我歧视：把自由归功于西方，并且只归功于西方。任何为自由而呼喊奋斗的中国人好像都是被西化了。其实，虽然专制在东方有悠久的历史，但现代专制却是在过去100多年中从西方传到东方的。现代专制的实行者和拥护者根本无权批判西方，他们的西化程度也许比自由主义者更深，如果只看对西方创造的物质成果的贪婪程度，他们更是几乎独步天下。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设置一个“西化自由派”，岂非在暗示还有一个“东化奴役派”？这一派里有哪些人呢？

　　自由或奴役不是一个地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古人同样珍视自由，并且发展了丰富的自由观念。试想，完全被奴役的人们，文明如何可能延续4000余年，并如此昌盛，让我们今天仍然望尘莫及？

　　近来提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实际上明确承认今不如昔。否则，又何必“复兴”？为什么不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们的远古祖先确实“阔过”，这一点不待阿Q而自明。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由之后，我们的文明才开始衰退和萎缩，沉溺于精神胜利的阿Q们才日益增多，现在才需要“复兴”。

　　“复兴”必须从恢复“自由”开始。自由是通往各种繁荣（从文明到经济）的唯一路径。我们的祖先珍视自由，却没有找到保护自由的方法和制度（这可能真的与地理条件有关）。他们只能向自然和内心逃去，试图在化外之地和方寸之地维持一点自由，最后却发现道路越走越狭窄。最后，“洗澡”和“洗脑”运动不留一点自由空间，文明和国家也就彻底被窒息了。

　　现在，我们只不过是要参照“西方的”制度来保护“我们的”自由。制度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支柱和保护壳。毫无疑问，民主制度的支撑和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是否“西化”只会增加和减少自由，但永远不会改变自由的归属。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

　　中国在近代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之时产生了保守主义。晚清理学大家倭仁（1804-1871）是朝廷高官。这位保守主义者高举“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夷化（即西化），无情地揭露洋务派“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不过，那些反“夷化”者的“人心尚古”，他们也反对西方的物质享受，与今天反“西化”的同类很不相同。而百余年间不变的是，反对夷化（西化）者既不能体会“人心”，也不了解世界大势。

　　在发动1861年的祺祥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领导了“同治中兴”（1862-1874），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中兴结束之后她继续垂帘领导大清国，直到1908年去世。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仍是太后的60岁大寿。

　　太后是满人，倭仁是蒙人。按照今天反“西化”者的立场，她和他应该首先反对“汉化”，然后再反“夷化”。但他们没有反对汉文明。今天的人们好像应该比他们的胸怀更宽阔一点。不然，老佛爷也成了激进分子呢。

　　除了在1900年因不明真相，听信谣言，误以为列强要她下台，于是发动义和团，向11国同时宣战之外，老佛爷不是激进分子。因此，洋务运动一直是官商勾结、半中半洋、不中不洋，在老佛爷六十大寿那一年中迅速崩溃；也因此，清末的宪政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接导致了清朝的覆灭。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仍然说向西方学习自由民主是“激进”，这样的“新保守主义”显然不够“新”，而且还容易混淆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那些家伙可是在大张旗鼓地弘扬西方文明和传统价值。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要“保守”什么呢？除了各种“西化”的物业之外，中国现在几乎空空如也。

　　应该先有可以保守的东西，然后再保守；先保守，然后再主义。这个渐进的保守主义顺序可能适合保守主义。不然，今天的保守主义也太激进了，可称为“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

　　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

　　在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是一度流行的思潮。萧先生认为，新保守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改进版。他反对民粹主义，提倡权威主义。其实，这两个主义是如影随形的亲兄弟。

　　民粹主义是舶来品。我们熟悉的这个民粹主义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对沙皇专制统治失望的知识分子把希望转向下层平民。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不少民粹主义的血统。可以说，苏联的极权主义从民粹主义开始。现在还有一些失落的俄国人怀念苏联，寄希望于权威主义，但这个主义早已失去了百余年前的“国际大环境”。

　　萧先生反对民粹主义是正确，但权威主义不应是替代品。这两个主义是弯曲的道路，在不远处相交。权威主义者需要人民的盲从，为此要假意抬高他们，如在广场上演讲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没有权威主义的煽动和支持，民粹主义不可能走远，如在19世纪的俄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貌似民粹主义，实为权威主义。革命人民在最高权威的绝对领导下高呼着“万岁”“造反”。后来，毛泽东自己还批判水浒式的“造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肯定不是真正的造反。

　　萧先生把陈水扁当作利用民粹主义的例子。为了赢得大选，阿扁固然在用民意玩火，以加强他的权威，但大陆的应对也有很大偏差。

　　在威胁使用武力时一定要具备两个要素：实力和意志，否则只会自取其辱。那时的大陆这两条都很缺乏。武力威胁只是刺激了台湾的民众，帮助陈水扁当选。如果大陆对民主（尤其是初级阶段的民主）有些了解，本可以拿出更好的应对措施，把信息传递给台湾的诸多要员，而不是选民。

　　萧先生还举例说，南美有人说过：“给我一个阳台，我将成为总统。”这或许只是一种表达自信的说法。阿基米德说过类似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如果今天有狂人重复这句话，政府一定不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护地球运动，更不必动用权威主义的手段，实名登记乃至收缴销毁民间任何可能被用作撬棍的物件，如各家的烧火棍和自来水管。

　　南美的选民已经成熟，古巴都在改革，现在的阳台总统大概只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了。如果统治者不能彻底封锁信息的传播，煽动民众情绪将越来越难。所以，需要担心的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后者只是前者的小跟班。

　　讨论政治时必须牢记：高度集中的权威有害国家治理，有害民生，有害很多很多事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社会，统治者必须首先获得合法性，然后才有可能享有权威性。没有合法性，任何权威主义的设想都是镜花水月。

　　以上谈了太多的“主义”。如此搬弄抽象名词把我自己绕得头昏脑胀，读者可能也不耐烦了，“我的朋友胡适之”更会在天上提出批评的。下面还是谈一点现实“问题”吧。

　　公民社会如何可能

　　萧先生认为，为了避免候选人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使国家掉入民粹主义的陷阱，在民主制度之前应该先建立公民社会。

　　事实上，公民社会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正常发育。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一个公民社会必须具备的要素中包括公民权力（民权）和公民自由。实际上，公民社会需要宪法保护的各种自由。

　　民权运动是在民主制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普遍民权在民主国家的实现也是较晚的事情，如在1960-197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美国黑人才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从黑人（非裔美国人）的角度看，此前的美国民主制度即使不是邪恶，也是极其不完善的。美国现在的总统是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巴拉克·奥巴马，他的当选有民权进步的因素。

　　民权运动在专制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民权和运动都不可能被容忍。公民社会与专制制度是不兼容的。前者需要公民自发的自我管理，而后者则是官僚管理和控制一切。官僚们本能地知道，不可掉入“公民社会的陷阱”，否则他们将失去随意使用权力的快感和巨大的个人利益。专制政权的本质是反社会的，在专制中不可能发育出有活力的社会，更不必说公民社会了。“公民社会”是一个“西化”的观念。但中国并非没有公民社会的雏形。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明朝晚期、民国时期都有活跃的民间组织，文学兴盛，思想界最为活跃，而艺术大师们我们今天仰望也不可见他们绝尘而去。如果罗列那时思想大家和艺术大家的名字，会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但他们大多是遗民和逸民，不是“公民”，他们组成的前公民社会有极大缺陷，如明末的激烈党争。当强大政权到来之后，他们的相对自由被轻松地压碎。

　　可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可能发展公民社会，而不是相反。

　　萧先生赞赏英美的民主进程。英美确实是从公民社会走向民主。但这两个国家是特例。我曾经在别处论证过，在革命之前，英美保持了相当大程度的原始民主，社会中保留了自治和分权。他们的公民社会是在原始民主中发育的，然后经过一场革命走向现代民主。在已经完成专制建设的国家中，不可能再出现这两国的历史条件和民主路线，民主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公民社会和民主制不会在等待中自动到来。一个国家不是必然地向前进，还可能倒退、崩溃。崩溃在中国历史上最常见，新的王朝取代崩溃的王朝，但新意并不多。在宋朝至今的近千年中，中国在王朝的多次崩溃中倒退，每一次崩溃都把以前取得的些许进步消耗殆尽。

　　广场政治的利弊

　　萧先生对广场政治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近来张木生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但广场政治的作用并不一定是负面的。

　　广场政治有两种。一种是民众自发或有组织的抗议，也许有一个或几个临时的领袖，这种常见的抗议形式有助于问题的揭露和解决。另一种是统治者组织的群众运动，必然伴随着对他的个人崇拜。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有严密组织的人群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广场上游行，喊着整齐的口号，向领袖致敬。煽动群众需要大量谎言，因此一定要完全控制传播媒介，一定要有戈培尔。

　　二战之后，战胜国分区占领德国。西柏林属于西德，却位于东德境内。为防止东德人叛逃到这座繁荣的孤城，苏联下令修建了柏林墙。大约200名东德人在试图翻墙逃走时被东德守军射杀。1963年和1987年，在大墙西侧的勃兰登堡门前广场上，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先后发表演讲。1989年11月9日，汹涌的东德民众冲垮了柏林墙，守军这次没有开枪。柏林墙的倒塌启动了东方阵营失败和苏联解体，勃兰登堡广场是庆祝中心。

　　中国近代的广场政治从“五四”运动开始，抗议者要求的目标还有民主与科学。此后，天安门广场发生过多次广场政治。国民党把这个传统带到了台湾。陈水扁当政之时，在野的国民党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广场抗议。朝野双方都保持了克制，没有越过法律的界限，没有流血冲突。

　　韩国的民主始于广场政治。1980年4月，韩国爆发大规模示威，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全斗焕政府实行戒严。在春夏之交的5月18日，在南方的光州，人们上街阻挡戒严军队进城。坦克冲进广场，射杀群众。民众的反抗一直坚持到5月27日，学生和平民死伤数千。

　　这次民主运动不能归功（或归咎）于美国，相反，美国有默许镇压的嫌疑。屠杀发生之后，全斗焕政府指金大中为幕后黑手，判他死刑。金大中后来当选总统，赦免了被判刑的全斗焕。光州惨案之后，韩国获得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权，后来又主办大田世博会。但韩国最终仍走向民主，没有掉进陷阱。

　　光州人后来以“5·18”命名了光州的一个广场。他们已经告别了广场政治，虽然还会有街头抗议。

　　另一种广场政治还在朝鲜继续。

　　在今年谈论广场政治，一定不会错过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今年在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利比亚的黎波里的绿色广场，民众一如既往地比统治者更为克制，但仍被射杀。他们的理智在证明，广场政治可以是和平的、理性的；而集权国家的公民社会首先在广场上开始发育。

　　在广场杀戮之后，埃及军队不情愿地接管了国家权力，而利比亚人只得揭竿而起。显然，埃及的转型将比利比亚的更为顺利。这个不是广场上的人决定的。

　　变革总是很艰难，甚至很血腥。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已经坚持了5个多月，杀了很多人。8月27日，他的“老朋友”伊朗也敦促他承认民众的“合法”诉求。

　　上面提到的国家大都在“东方”，中国的台湾也在“东方”。

　　虽然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民众却知道，他们将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中获得最大好处。权贵们往往不这样想。在可能失去特权的时候，他们宁可大肆屠杀，宁可让国家陷入战乱，也要做最后一搏，如卡扎菲之流。即使对抗失败了，他们攫取的利益已经能够保证他们以后的幸福生活了，而且他们早已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广场政治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避免广场政治，就要在问题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公正解决，这个责任和权力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不在那些可能走向广场的人。如果爆发了广场政治，情况也很可能没有萧先生担心的那样糟。在信息时代，民众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和操纵。广场周围和大街两侧有很多阳台，他们有权对在阳台上的人作出选择，而且不是永远有效的选择。

　　老问题、老方案

　　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

　　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没有对权力的限制，“进步”将成为狗熊掰棒子，随掰随丢，积小善不能成大善，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

　　在历史倒退之后，历史更能成为今日之师。在老问题解决之前，老方案仍然适用。在另一方面，如果历史的大变革、大转型已经到来，“政治设计”是完全无用的。“形势比人强”，这是唐德刚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他看中国历史最为透彻。在历史的大“形势”中，“人”的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与其在抽象名词中设计未来，不如多看历史。

　　因为近代史，国人容易把革命与流血联系在一起。《仁学》的作者谭嗣同自愿为变法而流血，被清廷送上刑场，杀身成仁。在清朝权贵的不懈努力下，暴力革命的阴影笼罩中华大地。

　　可是，梁启超的保守主义也不可行。他在清廷内推动变法和君主立宪的努力都失败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这个倒退似乎符合梁启超的君主立宪立场，但在这之前4个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严厉反对。他说：“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前清的立宪是假，如果以共和之名而行专制，也得不到天下人的谅解。他说：“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

　　梁启超知道历史大势，也知道国体不可轻动，不可欺众。“食言而肥，匹夫贱之！”清朝之后中国已经实现共和，只能继续往前走。

　　近来读《饮冰室合集》，发现我们今天的问题，梁启超在100多年前已经有过精辟的论述；这位保守主义者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梁启超的很多文章，稍加修改就可以发表在今天报纸上，仍是极好的政论文章。国内问题没有变化，今天又缺少梁启超那样饱学而雄辩之士，但国际环境不一样了。

　　我们有很多历史之镜。中国的问题是西方在过去两百多年中遇到又解决了的，中国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如果想多保留一点“中国特色”，活跃于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和他的时代是很好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