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家族：儒者风骨

　　匹夫不可夺志

　　共产党有自己的路线，“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在政治主张上梁漱溟一度失去了自信，“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拟写中共从何而得以挽救中国”。1957年别人以为他要鸣放，他并没有。次年全国国家干部向党交心，他说，心里虽然有冲突，国家统一稳定是事实，“不服自服”。“尽管自己一时不够明白亦拥护，拥护总不会错的”。但，“在决心拥护之中而有时候出之不很自然，特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此”。

　　比如他说自己改造不了出世思想。于是“每位先生对我提意见都说到这个问题”，说这是拒绝为人民服务。因为政协委员们不都懂佛学，他为他们解说，并说自己承认，马列主义作为世间法完全对，但马列主义不承认出世说，结果是“我承认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承认我”。至于为人民服务，他愿意到偏远乡村去推广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大家还指责他很少发言“帮助”别人。他请过几次假想留点时间写《人心与人生》，却困惑能否在“作拥护党的公民的前提下，从事研究写作”。

　　1953年后，他当了二十余年“反面教员”，渐渐明白“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在前者”。他仍然明知某些话不能说还是忍不住要说。“文革”中政协受冲击，到1969年春才在军代表主持下勉强恢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梁漱溟还要当3次反面教员。

　　一次是“批林批孔”运动。他先是说了对于林彪的意见：“林彪无路线可言”，“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而刘少奇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被认为是把路线斗争说成了权力之争，有意反对领导党的定论。

　　对批孔他原想不发言，终因不能坐视误导写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经江青点名，政协的批斗集中到了他身上。1974年1月到9月，先是每周4次批判会，后减至3次，8月减至1次。每次批判他都认真听，批判间歇还打太极拳。9月下旬举行各组联席会议，主持者问他感想，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习惯了批判一方获胜的主持者惊愕之余让他作解释。他说：“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志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一人，无权无势。他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另两次是议论宪法。

　　对1970年的宪法草案，他说，宪法的要点之一是限制个人过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新宪法草案比旧宪法少，“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谁来当，“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选。”举座皆惊，他质疑的两点，都是毛泽东的意思。几天后上级指示：个别人思想反动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1978年政协第五届会议召开，委员们“有不少刚刚解放，甚至刚刚离开监狱”，“也几乎无例外地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故去”，梁漱溟却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困难将会大得多”，“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清末和民国的制宪“都是上面给下面的……人民群众要求的东西上面不实行”，而宪法本意是“由下面限制上面”。

　　大会闭幕后过了一段时间，政协奉命批判其“错误言论”。但“推动批判的工作进行得颇为艰难”，没有人主动发言，只得轮流上台。因为临近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头没尾地结束了。

　　“文革”10年不改常度

　　“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体说。你们不必挂念。”“事情”，是指1966年8月24日的抄家、批斗，妻子被殴伤，他幸未挨打。“梁济先生殉道处”石碑，也被破了“四旧”。“你们”，是指两个儿子，挂念父亲是人之常情，形势特殊，故而“不必”。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无法写作，为此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信，都无回音。

　　“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一工作一日耳。”抄家后半个月，已开始写《儒佛异同论》。之后又写《中国——理性之国》。《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被抄去，扔在一间屋子的地板上，钥匙在一位民警手中。他问民警：那一摞稿纸对别人没用，对我非常重要，能还给我吗？民警说，他没权力动屋里的东西，你可以留意它不被人随便拿走。自此他时时用目光守护那摞纸。后来文稿发还给他，当日便给朋友、学生写信，告知喜讯。

　　梁培恕关心父亲的方式很特别，写信，托继母的妹妹带去，告诉父亲社会失常，他的境遇并不特别。他相信父亲是个理性的人，了解基本事实，便知如何自处。别的事对梁漱溟似乎无关紧要。自家房产归公，被收房租，被迫搬迁，房间只8平米，木板置于地上当床，都无怨言。但他仍有情感上的需求。和两个儿子接触会给他们造成压力，那就多去看孙辈。

　　梁培宽的长子梁钦元生于1957年，次子梁钦宁生于1964年；梁培恕的儿子梁钦东生于1960年，女儿梁钦奇（后改名梁彤、梁钦慧）生于1963年。梁钦元至今记得祖父带他们出游时用餐，只给4个孩子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孩子的胃口是被撑大的。”另一件事是祖父后来告诉他的：一次他生了病，喝药怕苦，父母给了他一块糖。正好祖父来，说，“糖吃多了不好。”他反问了一句：“多少算不多？”祖父记得这件事是因为“你很想把这个度搞清楚”。

　　出乎梁漱溟意料的是，一些因缘而至的“外人”给了他很多关心和帮助。一户姓赵的人家帮他处理生活中的杂务近十年。一对工人兄弟陈维博、陈维志则把他当老师，他改稿写稿，他们帮着抄写、装订。陈维志还听他讲了孔孟、老子、佛学。“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这个观点梁培恕后来读父亲的全集时才知道，比陈维志晚了20年。他感叹，父亲最需要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能听他讲也好，当时陈维志是周围惟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

　　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次年，梁漱溟给为他抄写书稿的田慕周写信，称“使命完毕，可以去矣”，“我一任其自然，无意求速，亦不作推迟之想”。落款“老僧”。同年，“文革”结束。

　　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

　　1979年，续弦陈树棻去世。年底，梁漱溟搬入木樨地的“部长楼”，“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下，对门是丁玲”。但他仍然受限。1980年末《北京晚报》刊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自“1953年事件”后第一次正面报道他，北京日报社为此写了检讨。一位曾大起大落的领导说：“搞宣传的人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头脑？说他刚直不阿，他对谁刚直不阿？”他的著作仍不能正常出版。4年后，梁培宽、梁培恕一同去银行取钱汇往上海，《人心与人生》才在学林出版社自费出版。

　　此时他的身体已不比从前，儿辈、孙辈轮流“值班”陪着他。读高中的梁彤就经常住在爷爷那里。高考前要报志愿，有人建议她，“就学哲学吧，你爷爷就是哲学家。”爷爷笑着摇摇头，“她学不了，她好动。”他不要求儿孙们继承他的学问，而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热爱迪斯科的梁钦宁给他表演了一段，问他喜不喜欢，他笑笑说，“你喜欢就好。”

　　梁彤还记得，房管所的人来找过爷爷，要把归公了的院子交还给梁家。“我当时就觉得，整个一个院子，人家还给你，为什么不要？他说，‘里面住了近十户人家，要回院子，他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国家安排他们也有困难。’于是房管所先打了个欠条。”这个院子2002年被拆，在原址上修建了现在的解放军歌剧院。

　　自梁漱溟迁入木樨地新居后，访客络绎不绝。但1980年8月来的这位有点特别。他叫艾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研究的正是梁漱溟。早在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就试图与梁漱溟见面，未能如愿。多年之后论文已出版成书，才终于得以拜访研究对象。他有备而来，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半个月里每天去梁家做访谈。访谈一开始梁漱溟就说，我还是希望你了解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如果能够对佛家跟儒家多了解，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

　　访谈临近结束，艾恺问：您算一个圣人吗？梁漱溟说，就他的理解，圣人的生命和人格高过普通人。他认为孔子和王阳明是圣人。艾恺又问：您觉得您还是一个普通人吗？梁漱溟说：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艾恺发现梁漱溟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

　　此后他多次来中国访问梁漱溟，原本还想请他去美国看看。“他好像也很愿意啊。我是打算陪着他去做演讲，我做翻译。美国那边也说可以，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他们告诉梁家的人说，是美方不同意。对这件事我很遗憾。”至今他仍和梁家保持联系。

　　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这是梁漱溟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他以坚决的口吻宣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1988年3月，一位倾心佛学的女教师领来一个上了两年大学转而出家的小和尚。他是来领受佛法的。梁漱溟似乎忘了周围的一切，面对着这很像自己的年轻人，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就是要发愿，发悲愿。”他每说一遍，小和尚就高声重复一遍。两人坐的椅子不知何时并到一起去了。

　　几个月后，1988年6月23日，他在医院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

　　为父亲做的三件事

　　父亲去世后，梁培宽、梁培恕兄弟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抵制介绍父亲生平的稿件对“1953年事件”的描述。统战部起草人的初稿隐晦提到毛泽东不容异见，梁漱溟“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中央书记处将其改为“受到批评”，并恢复他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说法。梁氏兄弟坚持：父亲生前不接受的说法，他们不能替他接受。一定要这么发布，全体遗属将不出席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最后，新华社发的《梁漱溟先生生平》没有提及此事。

　　还有一些事开始在梁漱溟去世前。

　　梁培宽1986年退休，在此前后开始做整理父亲文字的工作。

　　他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园艺系，之后辗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该系并入北京大学），又到中山大学跟苏联专家学过昆虫生态学，原想留在北大任教，却被调到科技系统。工作多年，至63岁退休。

　　生命的最后几年，父亲的精力和头脑都在衰退，一天只能写三四行字，第二天还要想一想才能加上几句。他帮着父亲处理信件，“问他要怎么答复，按他的意思写回信，他看了再签个字。”

　　父亲去世后，在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始主持出版《梁漱溟全集》。那时候身体比现在好，早上起来不吃早饭就开始干，编好一本出一本。从1989年到1993年，终于出齐8卷。此后，他又陆续编辑了几十种单行本。现在，他还想编一套《勉仁斋丛书》。“就我来说，如果有能力，对我父亲的思想做进一步的研究，替他做发挥的工作，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我自知没有这个能力。我一直是这种感觉，我父亲的思想，包括立身行事所体现的精神，仍是一种社会财富。这份精神财富是属于社会的，应该还给社会。想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解、研究，就必须做好出版的基础工作。”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工作。

　　也是1986年，父亲还在世，梁培恕却有了为他写传记的念头。

　　他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0年后调到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1964年进入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中下干校4年，1976年又进入社科院苏联研究所。1984年调到美国研究所，1989年离休。

　　为什么要为父亲写传记？因为自1950年代受批判之后，父亲在社会上消失了。到1960年代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人。1977年重新为人所知，是因为《毛选》第5卷中的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那是一个片面、扭曲的形象。梁培恕跟哥哥商量。梁培宽觉得，儿子写父亲的传记，很难掌握分寸。但梁培恕决心已定。等他1991年真正开始写时，哥哥也不得不参加进来。“当时我在国外。写成几十页就寄回国让他看。他就在上面提意见，极其细微。刚好我们年纪差得不远，同样的生活环境，很多事情我知道他也就知道，等于自我检查一遍。”

　　第一稿写了六七章之后，他觉得离心里的目标比较远，作废。1997年回国后重新开始写。“我意识到环境还是要在国内——大环境。还有小环境，就是说你要真想写得好，必须非常孤独甚至绝对孤独。”他借了表哥在广电局的一个一居室。“生活简单化，没人来，自己也不出去，几天不见人，想起来什么，随时就写。”2001年基本成稿。又过10年，2011年3月，《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终于出版。书名是出版社定的，他原想叫《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这是父亲对自己的期许。至大，就是廓然大公，无我；至刚，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左右我的言行，在是非问题上，没有交易可言。他认为人就应该这样。”

　　孙辈走的路更多元

　　在梁钦东看来，祖父按自己的本心去做事，认为什么事是当时最重要的就去做，没有算计得失。父亲这一辈因为时局限制，没能真正像自己想的那样去过，有些才能没有发挥出来。而今天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允许他们这一辈做自己想做的事。

　　梁家这一辈走的路更多元。

　　梁钦元大学毕业后，在钢铁研究总院做过特种陶瓷材料的科研工作，曾经是高级工程师。但他觉得这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便离开那里出来闯天下，现在成了一位心理咨询师。

　　梁钦宁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律师，而从事摇滚乐策划，现在在北大民营经济研究院工作。

　　梁钦东大学读的是建筑系，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5年，后去美国读建筑景观设计硕士。1995年回国后一直在建筑设计界工作。

　　梁彤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当老师而从事了新闻业，在法制日报社工作至今。

　　祖父仍在影响着他们。

　　一次，梁钦元去一家著名公司讲减压课。“讲课只能在他们的午餐时间，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听。讲完该我吃了，大家围着我不走。有员工跟我倾诉，压力太大——从国外出差回来，可能拖着拉杆箱就要来办公室上班。”他马上想起祖父的话来：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组联了人身。

　　梁彤说，“他离开我们这二十多年，我生活当中一直有他的影子。之前二十来年跟他生活、相处的感触慢慢回来了。以前没想到，时间越长影响反而越来越深刻。”

　　一两年前，梁培恕问儿子：你现在的事业，世俗地讲算是很成功了。但这真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吗？你真觉得快乐吗？

　　梁钦东跟妻子提过，哪一年放下工作，两个人找个偏远农村的小学教一两年书，看自己能不能适应。此外他还有一个梦想。“我爷爷当初就说，农村人都往城里跑，导致了乡村的空虚。现在也还是这样，大家都想到城里生活。我觉得应该让农村人在农村也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许一部分在城里生活过的人去农村能够带来一些变化。我想去农村办个农场，做有机农业开发。如果政府能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我真愿意去做这个。”

　　这是不是有点新乡村建设的意味？

　　“世界会好吗？”在2011年，向梁培宽先生重新提出这问题。

　　他的回答是，“那当然。我父亲是乐观的，他看得远。要是看不远的话，没法乐观。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久，就能变好了？这么看的话，肯定非常悲观失望。你必须有一种很长远的眼光。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眼光能看那么远，但我相信他。”

　　（参考书目：《梁巨川遗书》；《梁漱溟全集》；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艾恺《最后的儒家》；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1949年后的梁漱溟》。感谢艾恺先生、吴浩先生、付帅先生、梁家后人，尤其是梁彤女士为采访提供的诸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