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宁停三分不抢一秒”、“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提起这些交通标语,30岁往上的北京人无不耳熟能详。如今,影响了至少两代人的这一系列标语口号正在一天天淡出人们的生活,就像北京曾经的绰号“自行车王国”一样,被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下。然而时至今日,能够替代它们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又适应崭新的汽车社会新环境的标语却依旧没能被发掘出来。
本月中旬,北京市交管局将组织专家评议和网络投票,对近期向全社会征集而来的1300余条预防“三超一疲劳”标语进行评选。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公众能够广泛参与,挑选出一些朗朗上口、直指人心、足以传诸后世的优秀标语,为20年后的北京留下今天的印记。
“一慢二看”已不合时宜
在西城交通支队宣传民警王晓民眼中,很少有标语能像“一慢二看三通过”这样令人过目不忘。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的任何一个较大的路口,这条标语以及与它类似的“宁停三分不抢一秒”都会从某个角落跃入人们的视线。“后者其实最早用在铁路道口,但很快就普及得到处都是了。”王晓民说。
如今,交管局年龄最大的在职民警也已无法考证出这两条标语的创造者了,但对于它们的流行原因却众口一词:“它太精准了,完全适应当时的实际交通环境。”上世纪80年代,北京自行车满街满巷,加之道路设施远不完善,车速过快的直接后果是骑车人及行人受害。特别在通过当时大量存在的无信号灯路口时,机动车给自行车和行人带来的威胁就更大。所谓“一慢二看三通过”,最早就是针对这类交通问题而提出的。
进入新世纪,北京机动车数量剧增,尽管由于交通守法意识的缺失和部分路口设计上存在的先天问题,北京尚不能如欧美多数城市一样要求“快速通过路口”,但再强调“慢、看”,显然已不适应汽车社会的时代要求。王晓民说:“现在自行车出行比重越来越少,这种完全给自行车王国设计的口号自然就会落伍。”
警示标语直接但刺眼
直至本世纪初,一种非常有效但让人多少毛骨悚然的标语仍然在特殊路段上高高悬挂:前方事故多发路段,今年已死××人。
西城交通支队宣传民警李建军说,这种被称做警示类标语,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有点刺眼。但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它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知多少司机在看到这样的标语后自然而然提高了警惕,小心驾驶。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北京机动车就开始快速增长,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当时还有一个常见标语叫‘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次拿脚踹’,所谓‘拿脚踹’,说的是摩托车。”李建军说,当年摩托车的总保有量虽然不算太高,但所占的事故比例却是不小。“‘肉包铁’和‘铁包肉’正面PK,下场总是很惨。这种警示标语也是要告诉骑手,开慢点,小心点。”
标语开始有了“人情味”
记者采访到的几位资深宣传民警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条标语: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十多年前,它刚一出现在如今的平安大街上,立即引来了媒体的好评。
交管局新闻办一位负责人回忆说:“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车已经好几十万辆,酒后驾车的情况也越来越突出。交管局当时专门找了好多位学者、作家、媒体记者,大家一起冥思苦想,思想碰撞,最后想出了十多条标语。这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当时很快就有媒体刊发评论,认为这样的提示深入人心。”
从这时起,出色的交通标语口号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人性化,温情化,以往最常见的“严禁……不准……禁止……”之类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标语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标语口号算不算中国特色之一?不知道,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也没人做过量化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至少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
最让老交警们津津乐道的标语莫过于“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条原本是标准的交通安全口号,在短时间内被广泛用于涉及安全生产的各个领域,无数工厂门前都用大号字体刷出这个标语,它的变体也经常会出现在学校、公园等众多场所。
一位交管局的领导认为,这样的标语其实已经有了今天优秀交通标语的特点:不再单一指向某些交通违法或不安全驾驶行为,而重在从思想理念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交通参与者的行为。“现在叫得最响的标语应该是‘平安北京交通,微笑北京交警’。这实际上是交管局要对外传达的一种理念,也代表着北京交警的形象。看似没有什么具体指向,但却在一点一滴地向公众渗透着北京交警文明友善、热情服务、严格执法等特点。”
交通标语应该简洁上口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的北京人也许还记得这个老掉牙的广告,平淡无奇的一句话能让不知多少人记到了今天。“交通标语口号的至高境界也不过如此了。”一位交管局负责人说,好的交通标语就应该像简洁上口的广告词,多年后再想起来也会会心一笑。今后,交管局会经常根据实际需要,向社会征集适应新形势的标语口号。“公众广泛参与的过程,也正是法律观念得到贯彻,守法意识获得普及的过程。市民参与设计交通标语,用不着想太多的修辞,也无需总惦记着语出惊人。只要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朗朗上口,也许就会像燕舞的广告一样,让人记住好几十年。” 本报记者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