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半数人自认地位难提升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显示：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群体。刘建平 制图

　　近半受访者自认“地位”难提升

　　早报记者 周瑜

　　为什么会出现“拼爹”、“萝卜招聘”的现象？社会成员能否凭借自身努力，从收入、地位等较低的层面向社会上层流动？新近出炉的首份“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或许提供了答案报告显示：浙江社会的流动性较高，总流动率为65.07%，其中的向上流动率达57.55%，农民、体力劳动者减少，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群体，这样的流动符合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报告也显示，当前的社会流动性有固化的趋势：中层以上的社会地位较封闭，底层的职业流动以水平流动为主。

　　“浙江经济活跃、社会流动性高，但从调查中也不难发现，近年来社会流动有固化的趋势，人们对凭个人努力提升地位缺乏信心。”昨天，报告执笔者之一、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社会地位结构呈倒“丁”字

　　社会流动是指人的特定的社会地位的变动。杨建华表示，社会流动可分为水平流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流动），垂直流动（从下层地位、职业向上层流动，或从上层向下层流动）。合理、充分的社会流动是社会生机、活力的源泉，现代社会应能为每个成员依据其能力提供垂直流动的条件，“在开放的现代社会，衡量人的标准是自致因素，即能力而不是先赋因素，每个成员依据能力决定其个人的社会地位。”

　　据介绍，此次调查按地理区划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11个市中抽取了浙东北、浙西南的6个城市，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人口比例等，每个市抽取相应数量的区、县及乡镇，按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户、个人逐层抽样，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13份。被调查者在职业类别上，包括国家公务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无业人员10类；年龄在25-55岁的占85.6%。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父代是农民的比例为52%，是体力劳动者的有22.7%，合计74.7%；父代为非体力劳动者的占20.9%。但在子代的被调查者中，农民仅占10.5%，非体力劳动者占比上升到50.8%。这表明，农民阶层不断缩小，体力劳动者减少，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成为主要群体。此外，浙江的总流动率为65.07%，其中的向上流动率达57.55%。在社会流动中，有四成多机会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的。

　　但与此同时，目前的社会地位结构呈不稳定的倒“丁”字形子代的现职社会地位，处于中层、中下层、下层的占83.49%。“这种形态，既不是典型的‘金字塔’形，也不是标准的‘橄榄’形，更不是‘洋葱’形，”报告认为，形成这种底座的3层过大，而上层、中上层收缩较快的结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流动的渠道不够畅通，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阻碍着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公务员职业代际复制率高

　　社会学分析社会流动，常用代内流动（个人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化）和代际流动（子代与父代社会地位的升降）的视角分析社会地位获得的承继性的大小。代际流动又分复制式流动、替代式流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1种代复制式流动，“富不过三代”、“寒门出贵子”则是替代式流动。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显示，父代职业是国家公务人员的，子女成为公务员的比例达45.5%；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为14.3%，其余职业类别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都低于10%。同时，父代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子代90%从事的是收入、职业声望较高的职业（公务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成为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的不到10%。

　　另一方面，父代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其子女在各行业的分布较分散，成为农业劳动者、工人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0.4%、19.2%；其次是个体工商户，比例为16.1%；成为商业服务人员的3.4%；合计59.1%。

　　“比较不同职业间的代际复制率，可以看到：公务人员的复制率较高，工人、农民的复制率较低”，报告认为，而各家庭出身成为公务员几率的差别，显示这一职业阶层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说明优势职业地位的继承性更强，社会流动趋于固化。

　　此外，在回答问卷中“您认为个人提升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有多高”时，被调查者的看法比较消极，共有45.03%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机会”（13.99%）、“机会低”（17.05%）、“不知道或很难讲”（13.99%）。

　　“这种感受是社会现状的折射：一方面是对更高社会地位的期盼，另一方面又缺少向上流动的环境和机会”，杨建华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深层结构上遭遇相应既得利益群体的排斥，“其结果对个体而言，就是对流动机会获得的预期不好；对社会结构而言，是失去了靠后天努力，通过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